灭顶之灾
1986年5月12日，星期一
来源：时代周刊
最早的警报发自瑞典。1986年4月28日星期一，上午9点，瑞士首府斯德哥尔摩以北的瑞福什马克（Forsmark）核电站，技术人员在计算机显示屏上观测到了一串扰动信号，工程师们开始疯狂的搜索核泄漏源，但一无所获。他们把核电厂工作的600名工人集合起来列队，对他们一一用盖特计数器（译注：一种检测核辐射的工具）实施检测。此时干扰信号变得更强：工人们的衣服上的放射线含量远远超过了标准水平。室外，监测人员拿着盖特计数器读取核电厂周围土壤和植被的放射线含量。结果显示，周边环境的放射线数值为正常水平的5-6倍。显然，出事了，出大事了。
在更远一些的北方和东方，春季的雨雪降落在芬兰和瑞士的局部地区；在南方和西方，挪威和丹麦也经历了同样的降水过程，四个国家都检测到了这令人不安的信号。一定在某处，一个神秘的源头正在向大气倾泻危险的放射物，这些放射物正在进入人们和植物赖以呼吸的空气之中。而此时，经过这样一场彻底的胆颤心惊，瑞典已迅速确认了放射源不在他们的国家。他们立即将怀疑的目光投向了南部，他们强大的邻居——苏联。
盛行风的方向让他们如坠冰窟。这几天气流都是从黑海升起，经由乌克兰，吹过波罗的海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译注：纳维亚半岛，西北欧一大半岛，为挪威和瑞典占据。北、西、东及南分别为北冰洋、大西洋和波罗的海）。但当瑞典和其邻国向莫斯科方向寻求解释时，他们得到的是否认和坚石般的沉默。整整六个小时，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的各国都坚持某些危险的东西发生了泄露，但苏联则重复坚称没有发生任何异状。
直到周一晚上9点，一位面无表情的新闻主播才在莫斯科电视台宣读了一份来自苏联四句话的声明，这四句话似乎力图把所有答案都概括进去。这份简练且颇不情愿的声明全文如下：“在切尔诺贝利电站发生的一起事故中，一个反应堆被毁。我们正在采取措施消除事故的影响。我们会对事后的处置实施援助。我们已成立了专门的政府委员会。”然后，这位主播就拿起了另一张稿纸，转去播报有关苏联和平基金的报道。
只有32年历史，在争议中成长的民用原子能设施遇到了致命的危机，危机自此开始。上周末，距乌克兰首都北部80英里的切尔诺贝利电站，发生了一场灾难。一个反应堆崩塌并爆炸，死伤人数被保密，与此同时，在更广阔地域内的，这场爆炸引起的健康隐患和环境破坏问题，使人们对和平利用原子能的热情蒙上了一层寒霜。
爆炸后的放射尘在国际社会生成了反苏联的风波，各国纷纷批评苏联松散的管理制度以及它对危险的放射尘飘向邻国事实的刻意隐瞒。此外，这场事故毫无疑问的又使得世界对原子能利用的批评声更为尖锐。在西德，反核能的环保主义者立即组织了大规模的游行，他们高举着的标语上面写着“切尔诺贝利无处不在”。
整整一周，世界范围内对于这场灾难的后果都充满了焦虑和迷惘，绝望逐渐从中滋生出来。苏联固执的拒绝提供哪怕再多一丁点儿的事故细节，灾难后果评估变成了几乎不可能的任务。莫斯科宣布散播谣言有罪，而这些谣言却又只是只言片语，往往还是互相矛盾的。新的消息传来时，甚至会与旧消息截然相反。这样熬到了周末，一位苏联官员开始了公布事故第一手消息的先河。政治局候选人鲍里斯.约特森（Boris Yletsin）称，电厂附近的水库受到了污染，电厂周围辐射量仍旧过高，不适于当地居民返回。在德国电视台ARD的报道摘要中，约特森说：“（事故的）原因显然涉及了主观的范畴，有人为因素。我们正努力工作，确保事故不再发生。”
从苏联的角度，切尔诺贝利产生的后果可以说是毁灭性的。最初爆炸产生的致命放射物使得电厂附近的人们受辐射致死，死亡人数大约在2-2000人之间，处于危险区域的数以万计的居民已经撤离。与此同时，放射性气体和粉尘已经飘散到了广阔的乌克兰腹地，首都基辅地区600万居民饮水安全受到威胁，当地奶牛产出的牛奶恐怕几个月内都不能饮用。
就在苏联政府宣称要把破坏程度降到最低的同时，从卫星传来的事发地区照片显示映出一幅不详的图景。所有的证据都表明核反应堆的火正变得越来越大，大火影响到乌克兰乡村，并稳定地向天空注入放射物。这一切使得这场灾难比1979年三里岛核电站的事故【注释1】严重的多，在三里岛事故中，保护建筑防止了多数的核原料泄漏出核电站。与此截然相反，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没有这样的保护设施。
拥有四座反应堆的切尔诺贝利，其中的一座里，石墨核心正在熊熊燃烧。失控的大火温度超过5000度，是钢铁熔点的两倍。炙热难当，辐射逼人，使人们无法靠近这座残破的反应堆。一位美国专家说：“没人知道该怎么让它停下来，等它自己烧完，则要几周时间。”
星期二，操荷兰语的热心听众阿尼斯.卡夫曼（Annis Kofman）接收到了来自切尔诺贝利的无线电信号。无线电中的话务员心急如焚，声称已有两个机组着火，并说“有数百人死伤”。在卡夫曼的报道中，这位男子绝望地哭泣着说：“我们听到了巨大的爆炸声！那么多的死人和那么猛的大火，你无法想象究竟发生了什么。我离那里20英里，但是实际上我不知该如何是好。我不知道我们的领导人是否知道该做什么，因为真正的灾难来了。请让全世界帮助我们吧。”
苏联官员不愿寻求外部帮助，表现得似乎平安无事。周二早上8：10分，一位来自苏联大使馆的科学联络官出现在了波恩（译注：波恩在西德，1949年9 月成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首都）的原子能论坛（Atomforum）办公室，这次的来访未经宣布，未经委派。他询问原子能论坛的彼得.豪格（Peter Haug），在德国是否有人能在灭掉石墨火的问题上为苏联提供建议。也是在同一天，座落在瑞士的原子能机构也接到了如出一辙的请求。美国政府一直积极试图施以援手，但遭到了苏联礼貌的拒绝，苏联人称他们已成竹在胸。但莫斯科还是邀请了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罗伯特.高尔（Robert Gale）博士，作为骨骼移植专家，参与对切尔诺贝利事故幸存者的医疗救助。
因为反应堆的大火仍在燃烧，有消息称，苏联动用了军用直升机，在反应堆上空空投湿砂、铅和硼等灭火物。到了一周的周末，可靠证据显示，大火几乎熄灭了。
事故中最令人毛骨悚然的部分则是那些从反应堆中升腾起来的放射性尘埃，它们静静地乘着风，画出了一条致命的路线。在切尔诺贝利事故最初的几个小时内，以碘和铯为主要构成的致命污染物融入了大气，它们之中附带着辐射量极高的放射性污染物。起初，这片放射云飘到了苏联最肥沃的农田之上，但随即，它转向北部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译注：就是挪威和瑞典所在的岛）运动。到了周末，这片犹如棺盖一般的辐射云已经散遍了东欧并向着地中海沿岸移动。它要走多远，它会污染谁，都要依靠难测的天气来决定。在未来很多天，也许是很多周，不论全世界的政府如何让自己的民众放心，这片云都将让数百万人提心吊胆。
通用原子能技术公司（GA Technologies）总裁凯瑞.旦茨说，尽管辐射云可能是致命的，“但眼前最危急的却是离爆炸最近的地区。”根据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亨利.瓦格纳的推测，在几个小时内，那些接受了大剂量辐射的当地居民很有可能出现脑出血、恶心、呕吐等症状，甚至死亡。
由于缺乏详细信息，使得瓦格纳对健康影响方面的估测变得非常困难。他进一步指出，在3-4英里范围内，幸存者有50%的存活几率，虽没有直接致死，但骨髓和胃肠道将全部坏死。活动在爆炸中心5英里的人们有可能会产生呕吐等其他症状，但一般不会死亡。60英里范围内辐射量会小一些，未来30年，这些人死于白血病和其他癌症的概率将明显升高。距离事故发生地200英里及以外的人受影响的概率很小。瑞典和多数受到影响东欧国家的居民受到的辐射量大致相当于一到两次的X射线胸透。
切尔诺贝利电站附近土壤遭受的破坏可能同样严重。除非采取措施移除掉受污染的耕作层，否则超过60平方英里的农田在数十年内都将因受到严重污染而无法耕作。铯137和锶90是农田污染的主要原因，这两种粒子在大火中喷涌而出，他们放射衰退期十分漫长，让土壤摆脱这些污染可能要数十年。另一种污染物是碘131，它是一种短期污染物。所有污染物一起，为人们的在短期和长期之内带来了无尽的问题。南加州大学的化学教授詹姆斯.沃夫（James Warf）说，“如果说受灾区域在几代之内都被禁止居住，我一点都不会感到奇怪。”
虽然气流可能将一些放射物带到北美，但美国政府的消息提供者并不十分担忧。“美国人的健康不会受到什么的损害。”美国环境保护署放射物项目办公室执行主任谢尔顿.梅耶斯（Sheldon Meyers）说。尽管如此，美国仍严阵以待。为迅速预测快速反应，美国环境保护署将测量大气中放射物的频率由每周两次升至每天一次。
里根政府正在去东京参加经济高层会议的路上，他们停在了巴厘岛。当获知了苏联的灾难发生时，里根政府已经停止了一切对苏的敌对活动。一方面，白宫害怕本次事件会在未来对美国的核工业造成严重打击，并为核裁减的倡导者提供攻击核工业的武器；另一方面，政府正想方设法从苏联对此事的封锁之中寻求一丝线索。国务卿乔治.肖特茨（George Shultz）说：“当事故已经产生了国际影响时，在国际法框架内，苏联有义务通知其他国家并对事件进行妥善处理。苏联现在的做为显然未能尽到上述义务。”
白宫发言人拉里.克斯（Larry Speakes）否认美国的核电厂会发生类似的事故。他说:“美国的核电厂的构架与苏联核电厂的构架不同，美国的核电厂拥有大量的安全措施。”另一位白宫助理说：“我们是不会让美国核电工业建筑像苏联的一样。”
周末，正在出访的里根政府到达东京以后，对苏联的不满增加了。在他周六的广播讲话里，他说：“苏联政府欠全世界一个解释。国际社会有权知道切尔诺贝利事件的细节和现状。”
在欧洲，苏联最初对这起事故的隐瞒使得各国领导人异常的愤怒，各国都为事故将引起的健康问题而担忧。瑞典能源部长博吉塔.巴哈（Birgitta Dahl）说：“我们应该重申，苏联国内的核项目也应该受制于国际社会的监督”。在西德，西德外交部长汉斯德瑞驰.甘伽（Hans-Dietrich Genscher）建议苏联关闭所有与切尔诺贝利同型号的核电站。他请求苏联政府允许一支国际团队前往事发地点实施调查。丹麦首相波尔罗施吕特（Poul Schluter）认为此次事件是“让人无法容忍并且极其令人担忧的”。由于此次事故，波兰政府宣布在未来20-30年中癌症的发病率会大幅提升，波兰的民众愤怒异常。一位华沙市民说：“我们能够理解所发生的事故，这种事故在哪里都会发生。但是苏联一声不吭的让我们的孩子在辐射云的笼罩下暴露这么久，这是不可原谅的。”
由于缺乏核事故的详细信息，欧洲人和他们的政府采取了疯狂的应对措施。波兰政府禁止销售吃鲜草的奶牛挤出来的牛奶，并要求从出生到16岁的孩子们服用碘液，政府宣称这种方式可以使他们的身体抵御放射物。于是，华沙的药店门口排起了超过百人的长队，在一些昼夜营业的药店，哪怕到了凌晨4点钟，长队仍堵得街区水泄不通。考虑到潜在的健康风险，华盛顿建议哺乳期的妇女和所有儿童不要进入波兰境内。罗马尼亚宣布进入全国警报状态，该国政府鼓励人们呆在家里，并避免饮用雨水。
澳大利亚的克恩顿州要求孕妇以及六岁以下的儿童待在室内。户外的果菜摊主们则要冲洗他们的摊位，并把果菜覆盖住方能出售。瑞典和挪威的政府警告自己的国民注意饮用水。英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安排了一架班机，将100名英国留学生撤离苏联。因为辐射云曾经从明斯克上空飘过，他们还特别警告其中30名来自明斯克（译注：白俄罗斯首都）的学生每两个小时洗一次澡，尤其是他们的头发。
很多人被彻底吓坏了。在奥斯陆（译注：挪威首都），新闻中播报了放射云正在挪威人口最稠密地区上空的消息以后，挪威辐射卫生研究所的电话被打爆了。典型问题为：“我是一个小孩的母亲，我该怎么对付头上的这片辐射云？”“我是一名孕妇，辐射对我怀的孩子很危险吗？”。公共健康机构在宣传，其实辐射的剂量低到并不足以引起危害，但他们的声音根本无法引起公众的注意。“发生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的公众情绪失控并不奇怪。”奥斯陆的灾难研究专家阿.荷连（Are Holen）评论说。“我们所正经历着的危险，是我们即无法看见，又无法用其他感官感觉到的，这就是使人们惊慌失措的原因。”
很多观察家把苏联在此事处理上的不透明的行为方式视作苏联顽固民族主义的一部分。哈佛研究中心联合主任马歇尔.高曼（Marshall Goldman）认为：“在苏联国内，一直存在着对动乱的恐惧和忧虑。毕竟，是人民动乱成就了1905到1917年的那场革命。政府对大规模动乱畏惧至极。”
因为苏联对事故细节守口如瓶，所以西方国家和苏联用各种公告不停地打着口水战，因此，整个世界对切尔诺贝利事件的实际进展一头雾水。美国的新闻报道有2000人死于事故，其他国家的报道在强调事故产生放射物的危险性，而苏联却坚称只有2人死亡。当西方报纸一窝蜂的报道有关核反应堆那耸人听闻却从未经证实的消息时，塔斯社（译注：前苏联通讯社）却放出消息说大火已经得到了控制。周末时，苏联的官方新闻社报道了苏联政治局成员雷日科夫尼古拉（Nikolai Ryzhkov）和叶戈尔利加乔夫（ YegorLigachev）视察受损设施的新闻，这则报道强化了早些时候那些对核电站安全问题报道的可信度。
受到西方同行的刺激，苏联媒体发动了长达一周的媒体反击战。一篇篇有关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报道，披露的内容十分有限，却都会包含着塔斯社主笔的对美国和欧洲核问题饱含愤怒的报道。周三，苏联的行动更进了一步。一条三分钟的新闻摘要在莫斯科全部的三个频道中同时播出，一位新闻主播猛烈的抨击国外的新闻报道。他说：“一些别有用心的西方新闻媒体正在散布谣言说数以千人在核电站的事故中丧生。但事实上我们已经报道过，只有2人死亡，197人住院。”观众们随后看到了一张充满颗粒状干扰的黑白照片，播音员说，这张照片就是受损的切尔诺贝利4号反应堆。播音员亚历山大.高金（AlexanderGalkin）说，这张照片证明了破坏远远没有西方媒体所描述的那样严重。而实际上，照片中的反应堆屋顶已经被掀开，周围的墙受损极其严重。
周四，一位苏联官员史无前例地出现在了白宫委员会的面前，带来了莫斯科方面对于事件的观点。作为华盛顿大使馆的副大使，34岁的维塔利.柯金（Vitali Churkin）表现得即老道又坚韧。他提供的信息及其有限，但却承认了危机尚未结束。“毫无疑问，整个事件还没有结束，理论上，还对苏联之外的人民存在一定威胁。”柯金说。“我们一直在尽全力试图控制事态的发展。”他补充，苏联最初之所以隐瞒事故消息，仅仅是因为想在公布事故前了解事故的危害程度。当愤怒的国会议员以苏联对事件的公布为武器向柯金施压时，他恭敬的回答到：“现在，就是我们正在尽力的表现啊。”
对切尔诺贝利的信息，苏联国民所知的比外部世界还要少。在基辅，西德政府警告本国技术人员切尔诺贝利地区已经被封锁的消息，于是这些外国人成为了该地区第一批了解到切尔诺贝利事故严重程度的人。也是在上一周，在苏联大部分地区，人们还沉浸在五一劳动节庆典的情绪中，庆典有两层含义，既是在庆祝国际劳动节，也是庆祝春天的到来。为期4天的庆典中，红旗和彩带装点着莫斯科的桥梁和道路，在这样的气氛下，在报纸头条上刊登事故反应堆的消息显然是不合时宜的。身着一身淡色大衣，顶着帽子，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频频对经过他面前那数十万的游行队伍挥手致敬，丝毫不像有大事发生了。
虽然劳动节周的欢庆如此热烈，但仍不能掩盖这样一件事实：苏联对切尔诺贝利悲剧的掩盖导致了一次严重的外交挫折。高柏科夫试图在西方国家的眼中留下苏联开放、鼓励言论的印象，他本可以将潜在的公关灾难转化为展现苏联良好邻国关系和大国气度的机会，但却错失了这个机会。他很快的意识到了辐射在国际间的扩散，他考虑了试图把事件作为秘密保存下去的后果，他在扑灭大火的问题上开放性的邀请了外国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出谋划策——高柏科夫本可以获得灿烂的外交成就。但是由于习惯于苏联那固有的沉默，他再次显示出一个淡漠体制所培养出产物的完整特性。
尽管苏联一直在对上周事故的起因保持着沉默，但是在莫斯科的西方专家们还是逐渐拼凑除了事件的轨迹。问题最初似乎出现在4月26日，某些小问题导致为持续为反应堆核心燃料棒降温的水产生了泄露。散热水不足以后，过热的蒸汽引发了一系列不可逆的反应，直接导致了发应堆的崩溃，然后爆炸掀翻了4号反应堆建筑的屋顶。
反应堆建筑外部的空气迅速的涌入，大气中的氧气成为了石墨的良好助燃剂。石墨像煤一样燃烧着。大火被点燃后，大量易挥发的放射性物质被抛到了空气中。据美国政府的计算，这些粒子和气体被抛到了几乎1英里高的高空，在那里，它们遇到了风，随风被带往了东北方向。
虽然事故是一种典型的核心崩塌，但是美国专家仍然把这场究极核能噩梦称为燃耗（a burnup）。从技术上讲，所谓反应堆的崩塌是指事故发生时反应堆里有水。当水被蒸干以后，融化的核心沉入地下即所谓的“中国式泄漏”（China syndrome）中。“中国式泄漏”是科学家的一个术语（译注：中国式泄露的是指，如果从美国和反应堆的泄露物，最终可以沿着地球内部影响到中国，当然，实际上没有发生过这么严重的泄露），最早从1979年的一部同名电影流传开来。这种形容方式是在讽刺放射物泄露进入大地后，可以泄露到任何地方。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没有这样的水池，相反，工程师们期望能通过高温将反应堆消耗掉。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四座巨大的RBMK-1000型反应堆虽然壮观，但在很多方面都是过时的设计了。“核电站的技术太过粗糙了，”一位高级管理人员说。“他们30年都没有改变设计方案。”虽然设计容量是1000兆瓦（相比之下，美国的一种典型反应堆的容量是850兆瓦），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反应单元的某些设计特征还可以追溯到恩里克.费米尔（Enrico Fermi）在1942年加州大学Stagg Field实验室所兴建的世界上第一座链式反应堆，二者都使用石墨为核反应减速。大多数美国的反应堆改用水替代石墨为反应减速。苏联的反应堆中，一半使用了石墨，而不是水。
除了使用陈旧的技术以外，与他们的西方同行相比较，苏联的工程师和科学家们似乎对安全的顾虑要更少一些。来自芝加哥恩里科费米研究所的物理学家罗伯特.萨克斯是一位核能的强力拥护者，他说：“我们这些了解苏联安全措施的人都想知道一点：怎么这么长时间苏联的核工业还没有出现严重事故？”。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反应堆没有安全壳结构，安全壳结构本可以在爆炸后限制辐射气体排放到大气中，所以，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就是安全壳结构缺失的最佳反例。
然而在对公众宣传时，苏联则把它的核电站描述得极其先进。《苏联生活》（Soviet Life）是一本用英文发行的刊物，在一篇原载于1986年2月的文章中，乌克兰能源部长维塔利斯克利亚罗夫曾信誓旦旦的说：“核电站发生爆炸的几率是万年一遇。”。在其他场合，他还补充说：“我们认真的做了环境保护工作。”
但一篇最近发表在另一本苏联刊物的文章中，文章透露出了对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安全的担忧。这篇文章刊发在《Literaturna Ukraina》上，这是一本在基辅发行的刊物，文中批评了核电站建筑操作和工艺方面的问题。作者卢波.科瓦莱斯科（Lyubov Kovalevska）是一名居住在核电站附近的居民，强调了建筑质量的“不足”，并强调“每一立方米的混凝土都应该足够坚固，这才能确保安全”。文章的标题是《这不是件私事》。
对部分美国人来说，苏联所兴建电站的质量和安全会很快成为他们切身相关的问题。苏联正在帮助古巴在西恩富戈斯市安装两座反应堆（译注：西恩富戈斯，西恩富戈斯省省会，古巴南部沿海城市。苏联解体后，由于苏联解体和美国的持续阻挠等因素，至今没有建成），这里距离迈阿密南部只有250英里左右。美国专家表示，如果这两座核反应堆使用水替代石墨作为减速物质，那么这两座反应堆就需要被安放在安全壳结构中。尽管并不知道所有的细节，但是一些熟悉西方反应堆的美国物理学家说，这些反应堆的安全程度跟现在安置在佛罗里达州的几座反应堆基本相当。
回头再说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据传苏联关闭了共计20座的所有相同类型核反应堆，发电量占全国发电总量的5%。虽然如此，苏联仍不会放弃推进他们野心勃勃的核建设计划。戈尔巴乔夫要用原子能为该国提供11%的能源，这个指标是苏联到2000年经济翻两番的基石。三十四座核电站正处于建设之中，苏联对电站的需要更加迫切，因为它的石油储量正在减少。但是，这起事故仍将不可避免的延缓新核电站的开工，特别是那些以石墨核心反应堆的核电站。一位在莫斯科的西方专家评论说：“在心理上，这对执政党是一个糟糕的时期，显然，之前他们还在谈论如何加快建设的进程。”
走出苏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切尔诺贝利的爆炸可能会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一种阴影。波恩原子能论坛的汤玛斯.罗瑟（Thomas Roser）说：“切尔诺贝利事件将在西欧引发核能问题的全面争论，所有反对核能的人都会把这次的事件当作一种象征。”
很明显，核能的反对派期待和支持者们打一架，这在德国尤为明显。在德国，抗议者和警察之间的冲突已成了家常便饭。迪特尔.克斯廷（Dieter Kersting）是一位反对派的领袖，他反对在巴伐利亚城维克托佛（Wackersdorf）附近的一片森林空地中兴建核废料处理装置。他说：“切尔诺贝利的灾难强化了我们的立场。”对于官方不断重申的，该设施爆炸的几率相当于零的说法，克斯廷评论道：“现在谁还能相信那些断言？
这敏感的时间里，英国也出了些小问题，英国原本计划兴建一座新一代的核电站。首相撒切尔夫人上周宣布：“我国核能工业的记录绝对是最好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延缓这些核设施建设的审批。一旦灾难为人们所知，环保组织就会迅速组织示威游行。
在荷兰，内阁在争论中推迟了两座新核电厂的建立，并发起了针对安全问题的特别调查，这项决定顺应了媒体的意愿。保守派媒体德电报（De Telegraaf）发出严肃的警告，要求政府承诺“新核电厂的施工一锹都不会进行”，直到苏联事故的原因得到彻底的分析和理解。
核能的支持者们则想方设法撇清自己和切尔诺贝利的关系。“俄国的反应堆是他们特有的。”英国环境大臣肯尼斯.贝克（Kenneth Baker）向议会报告说。“世界上其他国家都没有苏联那种核电站。英国的工程师曾经评估过这种核电站的模型，并因为它不安全而将其舍弃。”能源部副部长詹姆斯.摩尔（James Moore）同意这一观点：“苏联用每小时100英里的汽车赢得了比赛，而我们却坐在每小时30英里的坦克里。我们的措施更为保守。”
法国的核电比例是世界之最，65%的电能来自核电。经历了切尔诺贝利事件后，法国似乎平静异常。法国没有反核能运动，在公众眼中，那些核电厂是他们的骄傲而非麻烦。“法国人毫无保留的喜欢核能。”法国原子能委员会发言人贝朗特.道格拉斯（Bertrand Degalassus）说。因为缺乏其他自然资源，日本26%的能源来自核反应堆，未来会将此政策推行下去。上周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还着重强调了日本核电厂的安全性。
在去年，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试图为苏联建立一种新的统治者形象——负责、耿直且成熟。但是从现在看来，苏联的领导层的路数并没有什么改变。苏联对西欧的信誉已经被严重破坏掉了，而信誉本来也是苏联的新外交目标之一。戈尔巴乔夫夺取世界公认核冠军的脚步停住了，他暂时拿不到那件冠军披风。上周四，一位苏联外交官试图在处理事故的问题上获得西德的帮助，却仍舍不得提供事故的信息，一位西德的科学家终于发了火，对他吼道：“我们不是在做游戏。你们现在应该对天下苍生负责。”全世界都不会很快忘记，苏联在切尔诺贝利事件中的所作所为。
切尔诺贝利事件所产生的政治和外交影响已经远远超出了这座小小的乌克兰城镇。当苏联面对来自国际的压力时，它的领导人前所未有的选择了守势。而不是去开放的解释切尔诺贝利事故的发生原因、世界其他国家的人民应该如何自我保护。莫斯科建立起了一座寂静的高墙，用饱含蔑视的冷漠对待它的邻国。
转自：豆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