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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品沙龙小结】驶向枢纽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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驶向枢纽港

——关于上海、宁波两港空间关系的一次讨论

【今天我们读书31】|【读品】季风系列沙龙

 

时间:2009年11月8日 14:00-17:00

地点:上海市卢湾区季风书园陕西南路店咖啡廊

 

主讲人:王列辉 博士 复旦大学史地系

嘉  宾:方钦 博士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主  持:周鸣之 李华芳

 

王列辉:大家好,非常感谢各位来参加沙龙,也感谢《读品》和季风书园给我这样一个交流和学习的机会。今天我主要想谈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方面是我写这本书的缘起,第二方面是这本书的主要内容,第三方面是想简单谈谈对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的看法。

    这本书是以我的博士学位论文修改而成的。进入复旦史地所攻读硕士学位的时候,我的导师吴松弟先生正在进行一个很大的研究计划,就是以“港口-腹地”为切入点,考察近代开埠之后港口城市的经济社会变迁,进而研究近代中国经济地理格局的演变。我的一些师兄都选择了以东北、天津、山东、上海、福州、广州等港口为切入点,来研究近代化的进程。

    我是宁波人,我导师觉得宁波港还是很重要的,所以我硕士论文选择了研究宁波港开埠以后对腹地的影响,以及其现代化的进程。但是我在研究展开之后发现,其实“对外开埠—口岸贸易—城市发展”这样一个切入点,已经有较多研究了。做城市史的人都知道,像费正清、墨菲(Rhoads Murphey)等很早就从事口岸贸易与近代中国的研究;而台湾学者如林满红、刘翠溶、范毅军等人在70年代就开始利用哈佛的一些资料研究九江、汉口、汕头等港口;此外,台湾中央研究院做区域史的,研究闽、浙、台等地的也已经出了好几本书了;复旦大学历史系的戴鞍钢先生以港口-城市-腹地为切入点对上海与长江流域互动进行研究,而我的研究范式与他们相近,于是我就想着要谋求一点突破。

    单纯研究宁波港的话,马上就会发现,上海的影响可能非常大——上海港的崛起影响到了宁波港的发展。于是我想,单纯做宁波港很难展开(研究),必须要将之放入整个港口区域的范围中来研究。另外,我看了些国外的港口地理学研究,发现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对于港口体系的研究已经积累了很多研究成果,但是对港口体系中相邻的两个港口的个案研究还不多;特别是,他们的研究集中在集装箱采用之后,也就是四、五十年的时间段,而研究较长时段的比较少。所以我着手这个选题时,就有这样一个想法:一方面要吸收国外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既然国外对于长时段的研究较少,那我就可以深入探讨两个港口之间的问题了。这就是我选这个题目的出发点。

    关于这本书的内容,我主要是想回答两个问题。一个是,这两个港口间的关系是怎么变的?另一个是,它们的关系为什么会这样变?就是说,我所关注的是其空间关系的演变过程,及演变的机制和原因。

    我首先谈第一个方面:上海港与宁波港空间关系的演变过程。我分成三个层面进行考察。第一个是把它们置于长三角港口体系中,观察首位港口的位移。从长时段来看,唐朝时扬州依托大运河与长江而成为首位港口,从元朝至清初,首位港口转移到了宁波。随着海岸线的位移,扬州逐渐离海岸线比较远了。另外,朝贡贸易的兴起,使得清廷选择宁波港作为对朝鲜、日本的重要贸易港口。在我看来,到了1800年左右,上海港就开始兴起了。于是,长三角的首位港口从长三角的北翼转移到南翼,又从转到了中心地带,是一个“一体两翼”、逐渐位移的过程。近代以来,也形成了“一体两翼”:北翼的镇江港、南翼的宁波港,以及中间的上海港。其实当前的格局也是差不多的:中心是上海,北边以苏州为中心,包括泰昌等港口,南翼还是宁波港。

    二是从其发展态势来看。宁波港开埠前后还是有一个转变的过程的。我认为,开埠之前它的发展趋势是“外向化”的,它的朝贡贸易非常兴盛,与朝鲜、日本的联系非常紧密,日本的许多文化都是从宁波传入的,可见其关系之紧密。新航线开辟之后,西欧商人也纷纷要求在宁波进行开埠通商——当时的上海在外人看来,还是一个非常小的港口。上海开埠之后,其发展态势是外向化的,逐渐融入到国际化的背景之下,与日本、朝鲜、西欧、美国等的贸易就发展起来了;而宁波的发展,从我的研究中的航线分布情况就可以看出,开始逐渐内缩。

    第三是从港口的分工来看。在我看来,近代以来上海港逐渐成为了一个枢纽港,而宁波港则成了它的一个支港,其重要标志是,直接对外的、定时定期的远洋航线,在宁波港逐渐消失了。另一方面呢,宁波到上海的支线航线非常发达。就是说,宁波直接跟上海联系,货物通过上海中转,然后再出海;反过来进口的货物也如此,先从上海进来,再转到宁波。

    这是从三个方面来分析近代以来港口空间关系的演变过程。第二个问题是想探究一下其转变的原因。我是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的:历史背景、自然条件、港口腹地(陆向腹地及海向腹地)、临港集聚(工业、服务业等)以及制度环境。

    首先是历史背景。我把它分为全球尺度、国家尺度、区域尺度。“尺度”在地理学里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概念,就是分成不同的层次来研究整个历史背景是怎么演变的。在我看来,近代开埠以来它在“全球尺度”上有一个重要的变化:西欧列强进入中国后,中国逐渐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中,成为它们的原料产地以及一些商品的销售地——这就需要一个港口作为货物进出的通道。上海有着地理和区位上的优势,这在中国经济卷入世界体系之后就逐渐体现出来。从国家尺度来看,沿海和内陆有一个分化。我们研究者,包括一些研究物流的人都有感受:中国内陆的物流成本非常高,包括高速公路的收费(全球80%-90%的收费公路都在中国)。这种现象在近代也如此,如有许多史料显示,陕西运到上海来的棉花、木材等,其运费比从美国、加拿大运来的还要高。这就使中国沿海与内陆(的物流)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差别。而中国沿海与世界市场紧密地结合起来,这就给上海提供了一个很大的机会:它可以利用一些世界的经济资源进行开发。从区域尺度来讲,北方的营口和大连,山东的青岛、烟台,上海和宁波,以及南方的广州和香港,这些港口都有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转变,我将之称为“中心与边缘”的关系。比如营口是东北最早开埠的,之后大连开埠,又经日本人与德国人的开发,大连到1930年代成了中国第二大港口。青岛与烟台也如此;后者是山东地区最早开埠的,之后德国人大量投资,要将青岛打造成中国内地的香港,所以青岛就迅速崛起了。广州与香港也是如此。在区域尺度也有一个转变过程,这一过程中具备了某些区位条件及其他条件的港口就随之兴起了;上海与宁波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

    第二点是自然条件。我将之分成几个方面:区位条件、航道、输运条件,等等。像墨菲他们研究上海的,就认为上海既位于中国沿海的中心,又位于长江的入海口,处在T字型的交叉口上;它到美国西岸以及欧洲的距离又是差不多的,这些是它的区位优势。当然从大的尺度来讲是不错,但宁波港距上海港也就134海里,它到美国西岸及欧洲的距离其实也差不多,它也处于中国海岸线的中部。所以上海紧邻长江就成了非常重要的因素。因为从港口类型来看,上海与宁波都是腹地型港口,依托腹地的经济发展,而不是如香港、新加坡那样做转口贸易,所以占据长江之利后,就可以利用广阔的腹地,这是宁波所欠缺的。另一点就是,上海成为了苏州的外港。我们知道苏州在清朝时是江苏省的省会,也是江南最富庶的经济中心,在1800年后太仓刘家港衰落,上海就成为了苏州的外港,其货物进出都是通过上海,这一点也为宁波所无。此外,从自然地理条件来说,有“平水区”和“上水区”的差别。太湖流域的水位都是比较平的,——有地理学家把浙江分为“上浙江”与“下浙江”,属于太湖流域的湖州、嘉兴被划到“下浙江”——运输比较方便。近代开埠之后,内河水域的运输并不仰赖电力或者其他设施,而是主要依靠风力及人力。而宁波处在上浙江,水位有上下之分,所以对于宁波港来说,钱塘江流域要深入到腹地,如杭州,徽州,广信府(就是今天的上饶地区)等等,他是有一个上水的过程,所以进入内地也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这是从它的一个区位条件来讲。

    从航道来讲,我们知道现在上海有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黄浦江的航道问题,现在花了很大的资金新建了洋山港。(上海)在开埠之后,主要还是利用黄浦江水系。一些历史学家把元朝的时候黄浦江和苏州河的一个转变认为是对上海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但是在我看来,除了这个之外,近代以来几次长江全流域的大水对上海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因为以前的长江主航道是靠北的,就是它主要的航道是在北边的,在长江主航道全流域的大水之后,长江的主航道是往南走了,就更贴近上海这个城市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当然还有一个因素,浚浦局的开挖航道也是非常重要的,这是在外国人的要求之下,花了很多精力和金钱来疏浚的。对宁波港来说,航道和港口规模比较小,船舶的吃水吨位比较浅,对航道的疏浚也无从谈起。

    自然条件的第三方面是集疏运的问题。在我看来,近代开埠之后,上海的铁路公路主要还是围绕着上海,扩大方便来展开的。我们可以看到的,如像杭州到上海的铁路以及南京到上海的铁路都很早就开通了。但对宁波港来讲,其实现在也是耿耿于怀的,当然现在可能稍微好一点了。对于宁波来说,宁波到福州的铁路刚刚开通了,所以已经有点转变了,但是在近代,它的铁路兴起是非常慢的,而且曹娥江的阻隔后,它就根本没有和杭州间的沟通,所以近代的铁路公路来讲的话,都是围绕着上海和杭州展开的,而且不是从方便集疏运等等这些角度展开的。所以说,从集疏运的角度来看,对上海港的发展还是有很大的促进的。这是从自然条件的角度来讲的。

    其实我们知道港口跟腹地经济的发达程度,腹地范围的广度是有很大关系的。我书中主要着手在交叉腹地。比如说,像刚开埠的时候,因为上海和宁波是差不多同时开埠的,上海大概比宁波早了一两个月。开埠之后,刚才提到的嘉兴,湖州因为有个便利条件,货物都是从上海进出的。杭州,安徽的徽州以及江西的广信府(就是上饶地区)因为它们属于钱塘江流域,都属于浙江的腹地范围,完了之后包括绍兴,丽水,温州,台州等等这些都是属于宁波港的腹地范围。这是从陆向腹地来讲的。之后,随着上海港的辐射范围的扩大以及温州的开埠,像杭州以及安徽的徽州府都从上海进出货物了,江西的广信府从九江进出货物了。温州开埠之后,丽水和温州自然就从温州进出了。所以从腹地的范围来讲,(宁波)的腹地范围逐渐缩小,他的经济开发程度呢,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浙江南部或者宁绍地区,经济条件发展还是比较发达的地区。但是从杭嘉湖地区以及江苏南部等等这些经济发展程度显然比绍兴,台州发展程度更发达。这是从腹地的经济发展程度来讲。

    从海向腹地,就是港口另外一个扇面来看,刚才提到的日本跟宁波之间的联系就逐渐的衰弱下去,它就跟上海直接联系了。还有中国北部的天津,大连等等跟上海的联系不断加深,而跟宁波的联系就逐渐(衰弱),因为宁波的货物都是从上海进行中转,这是从海向腹地来讲。

    第四方面,从临港集聚,我是把临港产业分为四个方面,一个是直接的产业,就是货物运输,另外一个是共生产业,像集疏运,仓储等等,还有一个依存产业,比如说船舶修造,棉纺织,缫丝等制造业和加工业,还有一个关联产业,就是金融,保险,商业,娱乐等等这些服务业。从这四个方面来展开的。我们可以看到,因为今天没法把图展示出来,其实书里面有些图,从中可以看出围绕着黄浦江两岸以及苏州河的两岸,已经兴起了很多近代的工业。正式依托于这些近代的工业,上海这个城市在甲午战争允许国外投资工业之后,上海整个城市从商业城市转变为工业城市,就是说城市的发展依托于商业和工业,齐头并进。而对于宁波来说,它近代的工业发展非常的迟缓,我在书中分析,因为它原材料的进口以及制成品的出口都是经过上海中转,所以增加了很大的一笔费用,所以近代的工业在宁波也无从谈起。其实老宁波人有句话,叫做“三只半烟囱”,因为以前(工厂)都是大烟囱,就是三个工厂加半个工厂,就是这样一个情况。所以说从临港产业来讲,这是工业,另外一个是金融。我们知道上海被称为远东的金融中心,它金融的发展是有目共睹的。包括还有保险,商贸等等。还有船舶修造业,其实中国近代有两个船舶修造业的中心,一个在广州的黄埔,另外一个就是在上海。所以从近代上海港的临港集聚来看,已经形成了一个规模比较大的临港产业。在书中,我分析了他们形成临港产业的一个原因,我们其实可以看到上海是一个资源非常缺乏的城市,从要素投入的角度来讲,它没有原料,但是它有港口的优势,它依托于便利的水运条件,所以海外进入的原材料可以非常便利地在上海集聚。另外一个,从交易成本来讲,其实更重要的是要靠近交易市场,减少周转的过程,上海显然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市场。从资本的角度来讲,国外的资本以及国内的资本,大量的集中在上海。很明显,跟宁波相比,那个时候宁波帮是非常重要的,他们携着很多资金在上海,包括投资各种银行,钱庄等等,还有劳动力,劳动力也是。上海就是个移民城市。我里面有张图,它里面人口的棚户区分布,跟临港工业的分布非常的吻合。当时找到两张地图,我觉得还是蛮有意思的,一张是从当初30年代外文的经济地理有一张图,它是研究当年上海的工业分布。然后我再有一个研究上海棚户区的人口分布(图),非常吻合。都是沿着黄浦江的两岸,苏州河的北岸南岸等展开。这就说明,人口与工业及其他产业的分布就非常的密切,包括还有技术、知识等等,这些都是先从国外传入,因为这有一个梯度转移,先从国外转移到上海,然后再从上海转移到其他内陆或者其他一些沿海的小城市。这是从要素,资本,交易成本,劳动力技术等等来研究近代临港工业为什么能在上海集聚而不在宁波集聚的分析。

    最后一点,从制度环境来看上海港的崛起。在我看来,其实很多人也谈到在近代,上海有一个安定的环境,安定的环境便利开展经济活动。在我看来,它租界跟通商场(宁波是设立了通商场,上海是设立了租界),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差别就是对于产权的保护:租界是由外国控制的,对产权非常重视,他们在租界里的房产或者其他产业都可以在银行抵押等等。通商场主权在中国人手里,包括治安,市政设施和税收都是掌握在中国人手中。从主权来讲,租界肯定是不如通商场,但是对产权保护这个角度来讲,是有很大差别的。我是看了一些史料,其中一个对我印象很深的甲午战争快要爆发的时候,日本人进攻,可能是对上海啊,这些比较重要的城市会产生很大的影响的。包括美国,法国,英国等等他们的一些外交官马上跟日本政府进行磋商和交涉,日本人在这些英美法国家的压力下做出了保证,他们不会对上海进行进攻。相反的,对宁波来说,还没有战争开始的时候,宁波军政当局就把宁波港的一个航道——甬江给填了。用一些沉船,石头把航道给堵了。因为他怕日本人通过水路进攻(宁波)。战争爆发的时候,一些富人马上携家眷,资金逃到乡下去了。接着又有谣言兴起,说宁波道台把家眷,资金等等都转移了。谣言传的很兴,宁波道台没办法,只有把他的家属亲眷让她们到慈善机构去亮相以稳定民心。所以从这样一个个案来看,也是我们看当时社会的一个切入点。可以看出,一个有租界,一个因为有英美法及其他的列强,包括一些大商人的利益所在,必须要有一个安定,稳定。也就是说它的产权是不能受到破坏的。而在中国人以及中国人所控制的区域中,产权的保证是非常困难的。所以我们知道对于港口的投资也好,对于房产的投资也好,它都是固定资产,投资回报周期是非常长的。为什么外国人也好,中国的商人也好,都到上海来投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的一个社会稳定,稳定了之后它对产权有一个保证。另外一个点,我是借用了历史制度分析学派对十世纪到十四世纪地中海两个商人的分析。它认为有两种交易,人格化交易和非人格化交易,马格里布商人和热那亚商人。

    在我看来,当时的宁波帮,他们可能进行交易等等跟马格里布商人是非常像的,也就是人格化交易:就是人与人之间,他的贸易也好,商业往来也好,是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了解的基础之上。包括像现在的温州人也是,他们为什么到欧洲也好到其它全国各地进行投资,而不像义乌人一样,没有人到其它地方。 像温州人是资金跟着人走,温州人与温州人之间的交易,当初宁波帮也是这个样子,人与人之间交易。像他们宁波人到上海来投资,他们的交易,贸易往来,做生意也主要是跟在上海的宁波人进行贸易。在上海的其他一些商帮就不一样了,包括跟国外的交流,商业的往来等等,就比较开放,并不是建立在人与人之间非常紧密或者只有知根知底的情况下进行的交易。所以两个城市的内部的制度环境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在我看来两个商业的氛围也完全不一样,上海是开放的而宁波是比较封闭的,所以它也没有从一个商业城市转变成一个工商业城市,包括转变成一个比较开放的国际性的城市。我们知道,港口跟城市,初期城市是依托于港口的,完了之后再进一步发展的时候是港口跟城市互相互动,然后城市又带动港口的发展,所以从这一个角度来讲,宁波港没有发展起来,跟它的港口跟它城市的发展也是有很大关系的。那么这是我简单介绍了一下关于我的这个书为什么要写这样一个选题,然后我主要的内容是这个样子。

    最后一部分我简单谈一下当前两个港口发展现在和以后的趋势。因为这个不是我书的主要内容,但是我自己现在比较感兴趣,我现在今后主要的关注点也是(可能时段往下移)研究当前的一些情况。在我看来,整个从长时段来看的话,从一八〇〇年大概之前是宁波占优势,然后逐渐地上海成为枢纽港,宁波成为了上海的支线港。接着现在我书中谈到,当前逐渐转变为上海是枢纽港,宁波发展很快,逐渐成为了一个大型深水直挂港,有水深的条件,又有大型船舶远洋船舶的一个挂靠。之后在我的书中我是做了一些分析,认为有可能宁波港还会成为一个枢纽港,跟上海港一样,在长三角形成一个双枢纽港的一个空间关系,这是从空间关系来谈的。那么另一个是从上海港最近的发展来看,因为今年三四月份国务院提出了建设两个中心,就是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金融中心,提出到2020年建成具有资源配置能力的一个国际航运中心,这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发展高端航运服务业。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吞吐量已经达到两千八百标箱,其实这已经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了。像上海这样还如果要突破三千万标箱或者三千万以上的话,那么一方面对整个城市的压力非常大,因为上海百分之六十七的集疏运条件是通过公路的(集卡车),很多货源又是从苏南等地过来的,如果我们从图上可以看到它是从西北角穿到东南角,因为在洋山港或者外高桥等地,所以穿过整个城市的话对整个城市的交通带来很大压力。另外一方面就是这个对环境污染也是非常大的。所以上海其实现在也提出来了,它其实之前是进行硬件设施的投资,包括洋山港,外高桥等等,单纯追求吞吐量,之后可能要一方面追求吞吐量,另一方面追求高端航运服务业要向伦敦等等学习航运金融航运保险海事仲裁等等,从这些方面来谈。在我看来,这个当然是非常好的一个方向,而且必须走。但是其实还是有一些难度的,因为现在其实伦敦的高端航运服务业已经发展了两三百年了,之前也是依托于大规模的货物吞吐,之后就是单纯的实体物流转移了,只保留了航运金融、航运服务这一块,那么这个航运金融航运保险高端航运服务业它是有垄断性的,所以现在的话上海只占了全球的百分之一,其实可能百分之一也不到,要在十年左右的时间能够有所突破有所发展的话,难度可想而知。而且像新加坡香港等等这些国际航运中心,它们其实已经有很大的基础,而且对上海来说,在我看来,一方面缺人才,另外一方面法律制度也不行,另外一方面语言也不行,因为国际化之后一般都是英语来交流,来做生意,这一块可能比较欠缺一点。另外法律方面也是一个非常薄弱的问题,所以在我看来的话其实可能现在很多包括政府部门也好学术界也好,都是把上海的一个目标定在向伦敦学习,其实上海的目标如果是赶超香港或者新加坡,这个可能更务实一点。另外一方面可能学习新加坡建设全球航运知识枢纽,可能更为可行,因为像新加坡的话除了追求(因为它现在是集装箱全球第一)吞吐量之外,在高端航运的研发方面,占有一席之地。他们提出来到2025年建成全球航运知识枢纽,比如说油气田的开发,还有港口的一些高端技术研发方面,他们也想抢占制高点。其实上海这一块还是有一些基础的,因为本身是上海是一个工业中心,有基础,包括振华港机等等还是在全球占了很大一个份额的。我认为在这一块因为全球其它的一些航运中心还没有进行着手努力的话,上海还是可能有这一块的发展余地。对于宁波港来说的话,我想可能它更为务实的话还是要追求吞吐量,包括发展无水港,比如说到义乌、江西等等地区设立一些无水港进行货物的承揽,因为高端航运服务业毕竟现在谈得比较多,对长三角来说也好对中国来说也好,在我看来它其实是一个需求也不足,供给也不足的一个状态,上海有一些基础,所以上海发展高端航运服务业,像宁波的话主要发展低端或者中低端主要以货物吞吐为主,这样发展是比较好的一个分工。我简单的一个汇报就是这样,谢谢大家。

 

方钦:大家好,我稍微简单说一下,说起来很惭愧,我刚才听到王老师说他手下有些学生做了大量关于中国近代沿海港口经济地位的研究,从这个角度研究中国现代化建设,其实这个题目是一个非常好的主题,但是我们经济学院到现在还没有引起重视,我们的研究所刚刚成立,对这个研究项目非常感兴趣。但是说实话王列辉博士这个题目对于我来说我是外行,我听的非常有意思,但是评论的话也许只能够稍微简单地评论几句。王列辉博士这本书做了一个经济学方面实际上早就应该做但是到现在为止仍旧是空白的一块内容。其实在历史系方面关于近代港口研究很多的大量的资料也很翔实,但是经济学的人好像对这个方面不是太感兴趣。 王列辉博士关于宁波港和上海港的分析,给我印象非常深。他的资料非常翔实,而且里面实际上运用了大量的经济学量化分析方法,定量分析的方法,而不是简单的对港口历史上演变的定性分析,这个印象非常深刻。但其实我本来还想听王列辉博士多讲一些关于两港在历史上面,特别是开埠之前历史上两港的关系分析,可是王列辉博士大概把主要的内容-放在后面最重要的开埠以后两港之间的演变原因关系分析上去了,这个比较遗憾王列辉博士对于两港关系演变原因讲得非常的详细。我们知道这个港口在经济地位上面分析有些特殊,比如说像金融中心建设的话,如果建在华东地区的话一个金融中心可能涵盖华北华南整个地区,而港口的话其实相互之间竞争关系不会像其它那么激烈,所以我们在这个历史地理上会看到很多港口其实相对距离非常近,香港和广州也好,福州和厦门也好。因此宁波港和上海港两个之间,这两个港口距离这么近,它们之间竞争演变关系如何,确实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题。而且在近代历史上面,我们知道宁波港一直以来似乎都是作为一个比较从属性的地位,而上海港的话它实际上一度成为远东最大的港口。

    刚才王列辉提到宁波港早期为什么发展不起来,其实很大程度上面,如果按照近代改革开放这几十年时间,在这个书里面我记得王列辉博士应该有一张图,关于上海港和宁波港两个港之间的发展情况比较图,这个实际上可以看出来宁波港发展应该比上海港晚了大概十年左右,〇〇年以后它才开始迅速发展起来。这个在我的理解的话,其实除了自然条件、经济原因、特别像集聚问题以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浙江的整个政治地理格局,宁波之前不管是在交通条件上面也好,公共经济条件也好,都要弱于上海。它在政治条件上面也比上海要弱得多,它中间隔了一个杭州。在浙江的人都应该知道宁波和杭州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微妙的,宁波必须要挣得一个准省会城市的特权地位。它实际上现在很多走的路上很多是绕过杭州的,它经常是绕过杭州直接和上海联系的,这个也表明在浙江,宁波实际上处于一个很尴尬的位置,它既不能跟温州南方的一些城市一样走外销型乡镇企业的小型集聚化道路,也不可能像北面嘉兴湖州那样和苏州和江苏一些城市关系那么密切,。所以发展经济时候无论是工业也好还是它的港口发展也好,都受到了一定的阻碍。这个是一方面的因素,后来的话王列辉博士实际上我非常感兴趣他关于制度上的一些讨论。

    我本身呢,是做制度变迁、制度理论的。王博士这里边引用了格雷斯的历史比较制度分析,这里面关于马格里布商人和热那亚商人研究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个案,但在我个人看来的话,其实中国所有的商帮,不仅仅是宁波帮,其他的商帮都带有人格化的交易成分在内,不仅仅是宁波帮有。而且在开埠以后,宁波帮大量地涌入。因此在产权保护这方面,人格化交易和产权规则实际上是紧密关联在一起的。人格化交易对应的是产权的人格化属性。实际上不是说中国历史上不尊重产权,中国历史上有产权制度,但这种产权制度的人格化属性非常大,在格雷夫他们的研究之后,有一些演化博弈的研究用历史数据来做实验,发现产权保护的兴起和远洋贸易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而中国的这种产权形式不是十分适合远洋贸易的,所以王博士提出,上海因为租借的关系,对于产权保护法律的加强,我认为是有相当重要的因素在其中,我觉得还有很多东西可以挖出来。因为租借不仅影响到产权保护,而且影响到上海的商业交易环境,这是一个比较大的话题。

    我想说的大致就是这些,不再多说了。但有一个问题就是,王博士最后提出一个观点说宁波港和上海港会演变成两大枢纽港。就是说,刚刚稍微提到过一点,他们两者之间,可以有分工。但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两港之间,分工似乎没有形成,反而是竞争越来越趋向激烈了。我不是太了解,在历史上是否存在并行的两大枢纽港这种案例,是不是会出现像现在上海港面临的情况,按照王博士给出的数据,似乎上海港在衰落,宁波港在兴起,会不会又重新因为紧张导致(两者)变成一种此消彼长的局面,我觉得这是一个小小的问题。

好,我这里就这样,谢谢大家。

 

王列辉:我谈你最后关于两大枢纽港的问题。在国外的一些研究中已经发现,港口其实是有生命周期的。很难讲,比如说现在上海港你说衰落,跟宁波相比的话,就增长率而言,肯定是宁波的幅度更大些,但是毕竟上海有一个基数在这里,比如说他增长的百分之几的话,他就有几百万。那宁波的话,去年才突破一千万标箱,这个差距是比较大的。但是在我看来,两者竞争比较激烈的原因所在就是他们主要还是围绕一个集装航运服务业的问题,单从货物的吞吐量在展开,那么像上海的话,他的主要货源就是来自苏南,以及上海,浙江北部,宁波的话,主要是宁波,绍兴,台州,金华等等。虽然这几年货物的外向化肯定是在发展增加,竞争肯定是有的,比如说像杭州湾跨海大桥开通后,宁波建这座大桥的主要目的就想把苏南的集装箱拉过来。他们都是停留在一个单纯的货物吞吐量的竞争当中,所以给人竞争非常激烈的感觉。其实谈的很多的就是错位发展,在我看来,如果上海港要错位发展,一个就是发展水水中转,比如像以前东北地区的货物都是转到釜山,然后再出去的,那如果有航班的话,这些货物可以从上海中转,然后再出去,因为这方面上海是有优势的,可以大力发展水水中转,那么宁波通过腹地。这样,港口的类型有些错开,比如说,现在两者都是腹地型的,以后(上海)可以往中转发展,这就是所谓的错位发展。另外一个就是高端的航运服务业,这方面上海也是很有优势的,包括金融等等,你虽然和伦敦,新加坡,香港没法比,但是你和其他城市相比,那差距还不是像宁波那样差距非常大。所以想做得好,上海有两个方法,一个就是不要放掉中低端的吞吐量的这块,但是你不能单纯追求吞吐量,另外一方面,要注意高端的航运服务业发展。这样的话,在一个区域中,发展成两个枢纽港是完全可能的。

    但对上海来说,一方面中低端的要和宁波竞争,高端的要和香港竞争。但高端服务业其实辐射范围非常大,实际上,前段时间,香港的学者已经提到,上海要发展金融中心,香港已经感觉到有压力了,但上海的压力比香港更大,上海要发展高端服务业的话,就要面临香港这么一个巨大的竞争对手。这样对上海来说,是有很大的压力。低端的方面要和宁波竞争,高端的要和香港竞争。

    我最近有一篇发在“上海经济研究”上的文章,也谈到了这个问题。实体物流的竞争可以说是在区域尺度的范围内竞争,但是高端航运服务业就可能是从国家或者全球的角度来竞争的。因为现在一方面通讯技术非常发达,然后另一方面,(涉及到)跨国公司的全球布局。所以对港口要发展高端航运服务业来讲的话,就有可能是,上海并不是和香港在竞争,而是在和伦敦竞争。但如果上海不往这一块发展的话,那就可能是更加低层次的,而且更没有前途了。我们都知道,因为现在中西部开发,一些产业都往中西部转移,那么苏南,江浙这一块的集装箱生成量会逐渐减少,而不是增多,这是因为货物的类型来决定的,另外一方面,上海以前都是在提第三产业发展,但实际上第二产业还是超过了一个比重。在现在刚刚出来的规划中,在2012年,上海的第三产业增加值要达到一万亿,就是说服务业要增加,那这样就明显会对港口产生很大的冲击,以后就不会往实体的货物发展,出口的东西会越来越少。在规划中提到说,整个上海要有百分之六十的人从事服务业,所以包括像现在的迪斯尼也好,现在整个经济都在转型,要向服务经济转型,那么肯定对港口实体的货物吞吐量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如果你还是纠缠于实体货物的竞争的话,那么对港口来说肯定是没有出路的。包括我刚才提到的,你如果还是往三千万标箱或者以上的标箱发展的话,对城市发展的影响也是很大的。现在香港已经在转型了,因为以前华南的货物通过集卡从香港走,那么现在很多的货物都是从深圳,广州这边走,那么香港的定位就是要发展(成为)物流管理中心,起到这样一个作用,就是成为一个高端的航运服务业,但这其实对上海来说,难度是非常大的。

 

周鸣之:非常感谢两位给我们带来非常精彩的演讲,如果大家有浏览过这本书的话,大家可以看到书里有很多很细致的数据和图表,当然我们这里由于场地的限制,无法用PPT演示给大家看,不过好在今天王博士的演讲非常的严谨,条理非常的清晰,让我们即使没有看到图像,也有一个大致比较清晰的了解。所以接下来的时间里,在座的各位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欢迎畅所欲言。

 

听众A:我谈两点。第一就是非常认同王博士的观点,另外就是想向王老师请教一个问题。

    认同就是说你刚才提到说有些人认为,租界给上海的港口发展提供了一种相对比较安静的环境,王老师说这主要是有了产权方面的一种保证,这点我非常认同,从安全角度来说的话,很多战争,举个例子比如说1924-1925年左右的江浙战争,对苏州河两岸的破坏是非常大的,然后到“一二八战役”的时候,对吴淞港的破坏也很大,到了“八一三”战役的时候,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战役就是惠山码头战役,大家想,这个码头已经成为中日双方交战的主战场的话,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惠山码头就是在杨浦区杨浦大桥周围,这个地方虽然也属于公共租借,但是事实上已经没有法提供任何安全的保证了,所以我非常认同王老师说制度保护比安全保护更大的观点。

    那想请教的问题是说,我一直对港口的集输运业非常有兴趣,您对铁路运输与港口的集输运业之间的关系有些怎样的研究,第二个问题也是和此有关,既然刚才说苏南浙北的货物抵达上海就要经过上海市区,这样给上海市区造成了环境与交通方面的一些压力,那为什么我们现在看到上海的一些铁路还是比较缓慢的,比如最近浦东从金山到芦潮港这段铁路的建成,但很早以前就在规划的浦东铁路却一直没有动工,包括外环线A20造了吴淞隧道,但为什么早在80年代就开始规划的吴淞张庙一带到外高桥的跨江隧道却还没有动工。您刚刚说的非常对,我们已经在努力(发展)高端港口服务业,但为什么我们机械方面到现在却还没有很大的起步呢?谢谢。

 

王列辉:谢谢您的提问。我确实对铁路了解的也不是太多,但是我知道从地理学的角度来讲,铁路和公路辐射的范围是不一样的,我没记错的话,对公路来说,三百到四百公里以下是最经济的,那么铁路呢,应该是三百四百甚至往八百公里以上的则是经济的。

 

维舟(【读品】撰稿人):刚才谈到航道疏浚,我注意到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港口,很多都是内河港口,像扬州、泉州、广州,上海在某种上来说当时也是内河港口,而且都是在泥沙海岸的,时间长了如果得不到疏浚就会淤塞,但是像一些建立在深水岸线边岩石海岸的港口,像香港、厦门、青岛、大连都是近代以后才兴起的,如果从农业的角度来考察,那些港口的周围的土地是比较贫瘠的,它唯一的优势就是从事对外贸易,从这个方面来讲,宁波的地理条件要比上海优越一点,至少它的外港不用经常疏浚。上海为什么会取代宁波,我觉得你刚才说的上海港比宁波港有很多优越的地方,这个应该也不是一边倒的,里面肯定有一个相互关系的演变。两者地位的翻转,除了你这里强调的经济地理之外,我觉得有一个重要因素被遗漏了,就是政治力量的介入。因为中国有强国家的传统,政府常常把握着丰富的资源,且是资源的最终分配者,所以朝廷的政治决策会影响到地方的发展。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刚才说的一体两翼的问题,我觉得确实也是这样的。上海以前辐射可以到两个方向,向西可以辐射到南京,另外一条线向西南可以到杭州,现在有了一个新的变化就是长江隧道,崇海大桥开通以后,南通现在已经挺欢呼雀跃的了。从上海到连云港这带,整个苏北海岸,都是一片空白,但因为长江北航段的是淤塞比较严重的,所以不知道到时候对南通的发展有什么影响呢,另外你有没有考虑过,如果南通一带兴起的话,对整个格局会产生什么影响。

 

王列辉:我觉得您提的问题非常好,其实我还是蛮惭愧的,因为我本来拿的是历史学的学位,学的是历史地理。对于你提到的政治安排、朝廷安排这一块对于研究历史学出身的人来说的应该是特长,研究历史学出身的人研究这一块应该是非常深入的,他们梳理资料、研究一些事件、朝廷的一些安排等等,这些应该是最拿手的,但是在我的书中这一块反而是最欠缺的一块。其实我自己也一直感觉这一块有点只有骨头没有肉的感觉,不够丰满,就是说有些历史事件、大的背景都是比较欠缺的。因为很多经济事件的发生都是和大的历史事件纠缠在一起的,但是我在这一块是确实非常欠缺的,这可能跟我自己的一些研究的兴趣有点关系吧。我本科是学的历史,到复旦以后是学的历史地理,做博士后也是学的地理,我是对地理比较感兴趣,可能还是关注一些地理现象,以及它的一些机制等等,所以对花功夫下去梳理一些历史事件的影响是非常欠缺的。这是蛮遗憾也是蛮惭愧的一件事情,虽然这本书已经放在这边了,如果以后要对它做进一步的补充,这一块是一个研究的方向,您看的非常仔细。

另外一点呢,当前的一些影响,比如对南通的一些影响,我关注的不是太多。因为我更关注的是南翼这一块,对北翼这一块关注的比较少。我今年有一个新的项目,就是相邻港口的空间关系,包括像上海、宁波,他们的类型,大连、营口、青岛、烟台,这些相邻港口,他们港口与港口之间的关系,您讲的这一块,可能也是我比较欠缺的。我一直想,两个港口是要放在港口体系之间来研究的,或是放在区域之中来研究,但是我对北翼这一块是比较少关注的,研究一个个案,是要站在一个区域当中,一个系统当中可以看得全面深入一点,这以后也是一个方向。

 

维舟:我对这本书论述的问题是比较感兴趣的,所以不好意思我还想再问两个问题。我对这本书里论述的模型很感兴趣,它解释了很多关于一个区域里不同地区经济的兴衰和繁荣,所以我也希望它能解释更多的问题,而不仅仅是对上海和宁波有意义。

    还有一个问题我刚才漏掉了,就是你刚才说到一个港口经济腹地是非常重要的。我想提出来的一个问题就是,腹地的概念在历史上不是一成不变的,比如,现在所说的上海腹地的概念可能是辐射1500公里或是2000公里。但是几百年前不可能是这样的话,腹地不是没有变化的,举例来说,比如闽南地区,我在厦门读书的时时候,以及我以前读的一些宋元时期的书籍,我觉得很费解一点就是,像泉州这么偏僻的地方,它怎么能够成为远东第一大港呢?它周围的交通非常不方便,直到近代为止,泉州通铁路是前几年的事情,从这一带出去是非常不便的,我从上海坐火车过去上学,一路开过去,很多时候都看不见人的,都是在穿山洞,这个地方当时的陆路运输都是非常不便的,如果是海路运输的话,它为什么要选在泉州这么一个地方呢?而且闽南那边的方言,翻过一座山就不一样了,可见,人们经济活动的范围是非常小的,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它为了深入腹地,我觉得尤其在宋元时期,它的辐射力是非常强的,它之所以能成为远东第一大港,首先是它富强起来以后,它虽然地方贫瘠,但它碰巧出产两种质量又轻价格又高的商品,一个是茶叶,一个是瓷器,德化的瓷器和安溪的铁观音,它有这两个条件可以对外进行商业活动,到了后来的话,它的商品种类也不够,所以腹地这个概念的话,比如宁波,在明清时期,它的腹地就不够了。

 

王列辉:这个腹地确实有个变化的过程,上海是一个腹地型的港口,我们看现在上海港的腹地,在我看来,上海港近代的腹地比现在大很多。近代时期,整个长江流域,包括汉口,是作为一个中转,通过汉口辐射到长江中上游地区,然后武汉,这样一条线下来,大多数都是通过上海中转;现在,很多货物都是从汉口、武汉直接走,不经过上海,大概七八年了,上海港搞了一个长江战略,上港集团通过资金投入跟长江流域的港口进行合营,他们的货物集中之后再到上海中转。这样的港口很多,整个一串下来,包括七八个港口,包括南京港,他们也合股了。上海港就是想通过这样一个长江战略,把长江流域这块腹地牢牢地抓住,所以您提到的腹地变化的概念,确实如此。

    宁波港也是这样的。包括上次《21世纪经济报道》也说过,他们的一个策略就是无水港,比如像义乌这样的地方,集装箱生成量比较大的,他们就在那边集中货物办好一些手续,先在当地集中,然后就可以直接从宁波港出口,这样一个便利。这样的无水港,其它国家也有。它是通过这样,包括以后它们可能会扩展到金华、江西这些地方去,它也是要拓展它的腹地的范围和货源。它的腹地也是在不断地变化,

 

李华芳(【读品】编辑):大家好,我是李华芳。先说一下为什么会有今天这样一个讲座,两个多月前,我去了次浙江大学。在浙江大学出版社的楼下,有个小书店,叫晓风书店,我闲得无聊,然后就进去看看,于是就发现了这本书,叫《驶向枢纽港》。我那个时候正好在关注航运中心的建设跟上海的金融中心建设之间的关系,因为我本人正在研究金融中心建设的相关问题。看了这本书,我发现其中有个很有意思的问题。王博士提到,宁波港根据偏转率,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今后几年会胜出上海港。这个判断我直觉感到很可笑,因为天然的情感里,我是属于半个宁波人的。但转念一想,从我收到的所有的材料也好、教育也好,这个胜出可能是比较难实现的。但比较重要的一点,刚刚已经讲了,这本书没有像其它的社会科学研究一样把政治的影响作为一个重要的因素考虑在内。实际上不管是《万历十五年》也好,或者是钱穆先生的《历代政治得失》,我们都可以看到中国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许多重大的决策都是通过中央计划来执行的,而且争取到中央政权的计划指标,或者是政策支持或者是资金支持,无论哪一项都非常的重要。在这种情形下,上海实际上无形之中在目前的十一五规划里面,包括建设整个国际金融中心里面,它实际上得到了中央的支持,它相对又拥有地方上制定政策的权力,而且这几年整个权力在逐渐下放,这样一系列重要的因素,可能会导致宁波港,处于——至少在区域竞争中——一个不利的条件。

    但是还有一点我们应该注意到,上海港的方向也在发生调整。我本身是学经济学的,去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是保罗•克鲁格曼,他获奖的一个很重要的贡献就是新经济地理学,这以前我对地理其实不是特别懂,但他提到一点非常重要,使我自己更加关注地理,因为很多国家的崛起或当时的经济腾飞跟当时的港口是有密切关系的,尤其水路运输是有密切的关联。所以从原来的经典的增长模型来看,我们只说土地、资本、劳动力三大要素,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三大基石,无非就是不同的配比而已。后来经济学家发现,即便这三个要素比例相当的情况下,你只要改变制度的因素,比如说从稍微极权一点到向稍微民主过渡的那个时期,就能够促进经济很大的发展。后来的整个新增长理论都在说,制度如何地重要,很多都去考察产业内分工、支持外翼等一系列的因素。但是克鲁格曼恰恰提醒了我们,有些时候情况其实很简单,仅仅是因为它的地理条件(便促进了经济极大的发展)——这个因素以前很少到经济学里面来。所以我看到这本书的时候非常感兴趣。从浙大回来两天,我便问这本书的责编,要了王博士的联系方式,给他发邮件说你可不可以来做一个沙龙,王博士很爽快地就答应了。我觉得像这种交叉性的视野,不仅是对当下的经济研究而言,还是对历史地理学而言,很多都是相互可以促进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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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卫东:伟大的竺可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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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没有竺校长这样一面伟大的镜子,我们也许以为自己已经做得很不错了。竺校长提出的那些办学理念,我们似乎不仅能够理解,而且也都能够做得到:会想办法延揽名师、会关心学生、会向政府争取资源,……好像该做的也都做了,但人们似乎都不怎么买账,还是张口闭口竺校长好。

    3月14日,我代表学校去上海参加浙大校友会上海分会纪念竺校长120周年的座谈会暨史料捐赠会。为了方便那些病休的老校友,会议地点就选在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两院院士陈吉余、戴立信、潘镜芙、干福熹放弃双休日的休息,赶到这里。他们都是耄耋老人,年老多病,其中倪式如校友是两个儿子陪着坐轮椅来的。听着他们对往事的叙述,很多年轻人都不由得热泪盈眶。其实,作为普通的学生,人们记住竺校长的,除了那些载入史册的丰功伟绩,更多的是竺可桢长校的浙大为他们的一生带来的变化。

    我们的大学,其存在的根本理由是培养高水平的人才,为民族、为国家、为社会、为世界培养具有高尚情怀和卓越能力的人才。在贵州遵义办学时期的浙江大学,被世世代代铭记的不是当时有多少科研经费、有多少篇论文、有多少奖励,而是在艰苦卓绝的办学环境里,大家同心同德、千方百计改善办学条件,不遗余力维护大学的尊严,给学生提供最好的教育。以竺可桢为代表的学校领导为此做出了巨大的个人牺牲。这些老校友的发言,不论是像陈吉余、戴立信、干福熹这样在科学上取得卓越成就的院士,还是杨竹亭、阿章这样在其他岗位上奉献一生的老校友,谈得最多的是,那样恶劣的环境,竺校长居然请来了那么多载入中国科学史、文化史和教育史的名家;他到处争取经费,倾学校之所有建设实验室和图书馆,给他们提供了当时所能有的最好教育,为学生一生的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西迁时期的浙大提供给学生的,不仅是名师的学识,还有名师追求真理、不计利害、求实奉献的高尚情操。老校友们热爱浙大、热爱竺校长的全部理由,一句话,就是浙大给他们提供的精神动力和知识动力让他们受益终生。

   “教授是大学的灵魂,一个大学学风的优劣,全视教授人选为转移。”“ 一个学校实施教育的要素,最重要的不外乎教授的人选,图书仪器等设备和校舍建筑。这三者之中,教授人才的充实,最为重要”这是竺校长最精辟的论述。今日大学的问题,并不是办学的物质条件问题,而是竺校长反复重申的师资素质的问题。我们今天讨论师资水平的时候,最大的问题是忘记了,在造就和培养人才方面,教师应该具有何种素质。我们常常更多关注引进人才的科研表现,承担过多少项目,有多少论文,获过多少奖励等等。而竺可桢时代的浙大所关心的是教师能够给学生带来什么,他的学术水平是否足够胜任教学,他的精神境界是否合乎教育的要求?这是两条最高的标准,是关于教师素质的质的规定性。其他诸如是土鳖还是海归,政治上左还是右,在行内名气大小都不是主要的。竺校长看重的教授,几乎都具备了这两个方面的素质,一是有真才实学,二是有不计利害追求真理的品质,对科学有信仰,不是急功近利、蝇营狗苟之辈。典型的如束星北先生。当时的浙大有多少这样的教授,不求名不求利,沉浸在追求真理的事业之中,以自己对科学的极大热诚感染和引领着学生的人生追求和知识趣味!

    竺校长的伟大之处在于他身处云遮雾障的复杂情境以及山穷水尽的恶劣条件,仍然恪守培养社会需要的合格人才这一大学的根本职责,为此殚精竭虑,东奔西走,争取一切必要的支持,甚至为此忍气吞声、委曲求全。也正因如此,才得以吸引一大批志同道合的学者来到遵义,来到湄潭,创造了浙大历史上的辉煌。

    今天的校长们,需要重新确立的是对大学根本职责的认识。大学的功能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拓展,从早期的养育人才,到后来的科学研究,再到社会服务,其办学内容和工作空间都在不断拓展,这是大学与时俱进的表现。但,大学之本,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必然是培养高水平的学生,这是任何其他的机构所无法替代无法履行的职责。大学校长的职责就是为培养好学生创造一切应有的条件,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延揽名师、留住名师,为他们教书育人提供尽可能好的条件。一个校长只有做到这一点才算合格,也只有做到这一点才会被后人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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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与香港社会矛盾——访谈白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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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偈香港”系列访谈之三房地产与香港社会矛盾——访谈白光

白光 (香港大学政治及公共行政学系研究生,“新社会部落” http://www.avant-garde.cc/成员)

闻弦 (【读品】特约撰稿人)

 

闻:有一种流行的说法,香港政府的一贯政策是以高地价维持低税率和社会福利,请问你对此有何评论?

 

白:无论港英政府还是特区政府都一直声称低税率是香港成功的支柱,但它们都从未正面承认香港有“高地价”政策,这一说法主要是出自坊间的批评之词。不妨具体分析一下地价收入占香港政府的收入比例。回归之前,尤其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地价收入确实是政府收入的重要来源,曾经有一年政府总收入的一半是来自卖地。进入九十年代以后,在1998年以前,也就是港英政府末期和特区政府头一年,卖地收入也很重要,约占政府收入的25%—40%。但1998年以后因为房地产市场垮台,卖地收入锐减。

在1999年以前,政府的卖地政策是定期根据政府的政策推出土地,这一定期卖地政策最终于2004年废止;而从1999年开始,政府开始推行另一种卖地政策,即所谓勾地表制度,全名是“土地申请表制度”(Land Application List System)。政府把准备出卖的地置于勾地表中,地产商在表中勾地,向政府开价,政府原本有心理底价。若地产商出价低于政府心理底价,则政府不卖地,勾地失败。如果地产商出价高于政府心理价位,这块地便勾地成功,政府这时便将土地拿出来公开拍卖。勾地的本意是地产商申请将某块土地拍卖,而不是申请购买某块土地,因此很有可能出现某家公司勾出土地但其他公司拍卖成功的情况。如果一块土地在某一年未被勾到,则下一年通常会继续留在勾地表中。政府偶尔也会将勾地表中的土地收回,或是将新土地放进去。

勾地导致的卖地比以前的定期卖地少很多,因为现在只有地产商申请才可能导致土地拍卖。2008年只有一块土地被勾出,只够兴建100到200套住宅,2009年勾出的土地也很少。现在政府的勾地表中总共存有60块土地,其中8块确定为酒店用途,剩下的土地合起来只够兴建10500到11000套住宅。当然,这些住宅都是私人楼宇。

 

闻:住宅供地这么少?

 

白:香港的住宅供地有其他来源,主要是港铁公司,由以前的地铁和九广铁路两家公司合并而成,是政府控股的上市公司。这是因为港英时代建铁路的时候不对地铁公司直接财政资助,而是划拨土地,每个车站旁的土地用于物业发展,由此兴建车站顶上和附近的物业,收益归铁路公司。

政府推出勾地表制度的主因是香港1998年楼市大跌过于惨烈,中原地产代理公司的中原城市指数在1997年是100点,1998年只有30点,跌了70%。勾地表制度的用意是维持高地价以稳定楼市。

 

闻:我看到一种说法,认为1998年楼市大跌的主因并非当时千夫所指的“八万五”政策(注:即董建华提出的每年兴建八万五千套新房的计划),而是由于亚洲金融危机导致利息增高。请问你对此有何评论?

 

白:我同意这种说法,当年香港楼价大跌和“八万五”政策无关,原因是金融风暴。日本、德国的银行在香港银行的投资主要是作批发银行,大幅贷款给地产商,1998年日本金融危机,银行抽走在香港的资金,投机客也跟着一起走。美国炒家索罗斯炒作港元,为了捍卫联系汇率,香港政府被迫增加利息,利率一度高达10%,后来炒家又将资金抽走。任何经济体同时出现这两个状况,楼市肯定会垮。

 

闻:也就是说香港社会对“八万五”政策的诟病其实找错了对象?

 

白:“八万五”政策并非董建华的心血来潮,而是和港英政府的政策一脉相承。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还有很多香港人住在临时房屋和中转房中,条件很差,没有独立的厕所,还有不少人住在木屋里。上世纪90年代初,即将结束统治的港英政府为了“光荣撤退”,开始实行大型建屋计划,天水围就是那时开发的大型房地产项目之一,此前当然也有不少建屋计划,但没有像天水围这样的大手笔。1997年1月,即将离任的港英政府提出的长远房屋策略,建议以后香港每年修建90000多套房屋,同时不断拆除旧楼宇,大约每年拆除30000多套房屋,这样每年的净供应量是60000套左右。1998年2月,董建华在港英政府留下来的策略基础上提出“建屋安民,迈向21世纪的房屋政策”,即所谓“八万五”政策。现在很多人觉得85000套太多,但其实净供应是50000多套。

 

闻:我知道港英政府和特区政府兴建的房屋分为“公屋”、“居屋”和“夹屋”,能否具体说说它们的区别?

 

白:公屋就是廉租房,以四口之家为例,家庭每月最高收入须低于14600元,总资产净值低于362000元才有资格申请公屋,公屋本来的月租金大都低于2000元,但住进去以后若收入超过申请资格则需要按市值收取租金。居屋和夹屋都是政府贴补地价售卖给住户,居屋收入限制较夹屋严格,补贴亦较多,因为是卖给住户,所以住进去以后收入增加无所谓。但如果居屋住户想要售卖居屋,则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卖给希望从公屋升为居屋的公屋住户,买者需要填一份绿表,无须补地价;或是在二手市场中卖给普通买者,需要补地价,将地价交给房委会,补完地价以后基本上等于市价。而购买二手夹屋没有上述分别,一定要补地价。董建华所说的每年兴建85000套住房,包括了以上三种房屋。

 

闻:如果特区政府没有在放弃“八万五”政策之后走向另一个极端,现在香港人最头痛的住房问题便会缓解很多,是吗?

 

白:是的。2002年特区政府作出重大决定,停建和停售居屋。直到2007年,政府才又推出房屋货尾单位。现在全香港居屋的存货只有4000多套,现在也没有新的公屋。私人楼宇在2008年也只有8000多套,是历年新落成私人楼宇最少的一年,而当年的拆迁量就有1000多套,净供应量只有7000多套。而在2008年香港有40000多个新婚家庭,其中有一半是香港人和内地人结婚,假设这些家庭只有一半留在香港,香港的新增家庭也有30000多个,而净增楼宇只有7000多套。就算政府从现在开始重建居屋,因为房地产开发少则2至3年,多则4至5年,还是远水难救近渴。

供应量少是为了保住楼价,楼价高则有存货的房地产商可以高价卖出,已经拥有房子的市民可以从房价上涨中得益。房地产在香港人的财富中占有重要比例,中产阶层家庭的总资产可能不过几百万,房子已经占了几百万,1998年楼价大跌,很多人负资产,比如买房时的房价是500万,贷款350万,后来500万跌到300万,卖房还不够还贷款。美国人遇到这种情况可能就一走了之了,但香港不行,断供比例远低于美国。这一方面是因为文化差异,中国文化看重物业,即使房价大跌也不断供,一方面也是由于现实环境,美国人如果跑到另一个州,银行便不容易找你,香港这么小,无处可逃,而且香港申请很多东西都和住址有关。如果断供的话,银行可以强迫你申请破产,破产的家庭在4年内做很多事情都有限制,比如连计程车都不能坐,库务局会随时查你,而且信用破产也难以找工作。当然,1998年有些香港人逼急了也就这么做了。

 

闻:即便有房的中产阶层可以从高楼价中获益,但他们的子女成家后岂不是也要买房,也要承担高楼价的压力?

 

白:中产阶层买房一般是父母出钱付首期,子女还贷供房。一套普通的家庭住房一般需要300多万,假定首付3成贷款7成,假定利率维持在2.15%上下,还款期为20年,则月供11000元左右。香港现在总人口700万,工作人口360万, 工作人口月收入中位数为10500元,两夫妇如果都工作且收入都处于中位数,则月收入21000元,扣除月供只有10000元左右。也就是说,即使在付出90多万的首付的情况下,月供对于很多香港家庭来说依然是沉重的压力。所以说,政府贴补地价兴建居屋,是缓解香港住房问题的当务之急。

 

闻:原来如此。

 

白:刚才集中谈了住宅方面的房地产市场,其实商业房地产市场也对民生影响很大,尤其是零售物业租金,直接影响消费物价。在香港买任何东西都有租金,饮食业和零售业租金成本很高,小商户只能惨淡经营。

 

闻:说到商业房地产市场对民生的影响,你能否详细谈谈对香港社会影响深远的“领汇私有化”事件?

 

白:2004年,房委会将旗下的商场物业和停车场物业包装成房地产投资基金,包括180个商场和停车场,于2005年私有化上市。这些商场全都位于公屋或居屋的楼下或旁边,直接影响低收入基层市民的生活。如果物价因为领汇加租而增加10%,则公屋和居屋居民的总消费将增加5%以上。而领汇上市以后增加租金的幅度很大,绝不止于10%。领汇加租的直接受害者是那些惨淡经营的小商户。之前为公屋和居屋居民服务的小商户可以有起码的利润。香港很多当小老板的人学历不高,做小老板月收入可能1至2万,好的更多。如果没有生意做,他们便找不到同样收入的工作。因此赶走一个小商户就多了一个穷人。这不能只算经济账,于民生关系甚大。当然,小商户被挤走的结果就是连锁店进来,香港的零售连锁店是由大地产商掌握,例如百佳和屈臣氏属于李嘉诚,惠康属于英资的香港置地,万宁属于英资的怡和,等等。领汇私有化符合大地产商的利益。

 

闻:既然领汇私有化的后果如此严重,为何当初还能成功地私有化?

 

白:特区政府在董建华时代就开始推销领汇私有化,2005年正式卖出。政府的推销理由是房委会赤字太厉害,必须售卖。但其实这个理由很牵强,有人说是大阴谋。为何房委会那时会有赤字?房委会的使命就是建造公屋、居屋和夹屋,政府对它没有直接财政资助,只是把地批给它,将来公屋、居屋、夹屋的收入归它。公屋只收取廉价租金,房委会亏本,但卖居屋夹屋是赚钱的,低于市价仍然赚钱,因为房委会拿地是不花钱的,而且房委会旗下的商场停车场也赚钱,加起来总体上是可以填补公屋的亏本的,但不是每年都可以。2002年以后政府决定停建停售居屋,手里的居屋也压着不卖。因此这样形成的赤字并非结构性的,是现金流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领汇私有化是把可以赚钱的商场停车场卖掉,等于宰了可以生蛋的鸡,虽说当时卖了200亿,但以后房委会如何赚钱呢?这一思维完全不合理。有人说房委会对旗下商场停车场管理不善,但管理不善应该是把管理派出去,但继续控制资产。当年郑经翰几乎是唯一一个尽力反对领汇私有化的香港精英人物,当时他还是立法会议员,但很多人当时便骂他阻碍香港人炒股票发达。前面说了,领汇私有化以后最得利者是连锁店。以我家附近的一家公屋商场为例,有一家酒楼自从商场开业的第一天开始便营业,经营了二十多年,领汇私有化以后倒闭,现在是一家“大快活”快餐连锁店。其他像小药店小日用品店莫不如此。现在领汇作为一家私人控股的上市公司,政府已经不可能干预其运作,香港市民可以说是悔之晚矣。

 

闻:所以说现在是大地产商控制了香港。

 

白:是的。我把香港现在的经济制度称为“佃商制度”。如果把商场看成田,为数寥寥的拥有物业的商户可以说是自由户,剩下的都是佃商。在商场中,地产商有很严苛的出租条款。首先是有基本租金,即使亏本也要交,而当商户的生意额超过某一水平之后,就要和地产商分账,商场越大分账越多。这很不公道,私人承担风险,地产商不承担风险仍要分账,但因为香港的地产商议价能力太强,不得不服。在香港做小生意不容易,等于是为地产商打工,地产商的租务经理对小商户监测很紧,很了解账目,想隐瞒生意额躲避分账是不可能。我还听说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家大地产商,就不说是哪一家了,在港岛拥有很多商业物业,它甚至有这样一种租金制度,用经济学方法计算,在设定的加租条件之下,哪一家商户在何时会倒闭,计算出在曲线之下的最大租金收入,用这种方法把商户逼到倒闭为止,逐出之后再找新商户,用这种方式在每家商户身上榨取最大利益。

 

闻:真是垄断啊。

 

白:香港地少人多,地产是最容易垄断的资本。比较一下新加坡,400多万居住人口有8成住公屋,这400多万居住人口还不全是国民,以国民而论,有9成住公屋。为什么新加坡这样普及公屋呢?因为它是一个小国家,面临强邻的威胁,如果社会不稳定,马来西亚就会吞掉它。而香港现在虽然有48%到49%的人住公屋居屋,但剩下的一半市民就是高地价政策的受害者。

高地价政策的始作俑者是英国人。英国人现在在香港还控制着极多的房地产,例如英资的香港置地在中环有10栋A-class的商业楼宇,年租金肯定过千亿,英资的太古集团在金钟和港岛东同样如此。虽然英国人在政治上从香港撤退了,但利益还是源源不断地回英国。不过英国人搞政治很厉害,知道保障自己利益的最好手段不是把利益全部归于自己,而是在本地培养与自己利益一致的力量,在香港培养本土的大地产商,以此保证高地价政策的延续。这个框架在上世纪80年代英国人知道自己行将撤退的时候开始形成,港英政府制定游戏规则,形成香港社会的路径依赖,特区政府只是萧规曹随。

但是英国人的政治手段确实很高明,他们知道地产这样极端发展下去肯定会出问题,肯定要同时把基层市民安顿好,安顿不好有害英国利益,因此他们也兴建了很多公屋、居屋。反而是回归以后,特区政府停建居屋和领汇私有化,不考虑基层市民利益,对他们伤害很大。

 

闻:为何特区政府对基层的关注会不如港英政府呢?

 

白:这是由政治制度决定的。港英政府统治时期香港没有民主,但也正因为港英政府是外来政权,为了防止中国人造反,必须保持稳定,必须让基层得到实惠。而在回归后的政治制度下,商界尤其是地产商的权力太大,特首选举团中有很多人是商界代表。回归前中央的基本思路是稳住香港的资本家,以此稳住香港,在这一思路下,基层的利益完全被忽略了。内地大部分人,不只是中央,包括一般市民,对香港的认识都很片面,以为香港就是维港两岸,就是中环,香港人都在高级写字楼上班,都有车有房。大多数内地人不知道深水埗、天水围,看不到香港基层市民的困境。香港基层市民在媒体上也没有话语权,看TVB电视剧,里面的房子都很大,那么大的房子怎么可能?现在很多中央官员、内地学者只是从宏观经济角度看香港,而非考虑其社会稳定、社会公平;只重视如何深化香港和珠三角的关系,而非关注香港本身。

 

闻:似乎最近中央对香港的看法已经有所改变。

 

白:是的,最近温总理在全国人大记者招待会上谈香港深层次矛盾,一共谈了五点,最后一点就提到了“改善民生”。房地产是香港社会阶级矛盾和民生问题最具体的体现,希望可以引起内地朋友的关注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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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慧怡:Ze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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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焦

Liver

    住在肝里的是个金孩子。他像豆筋一样细长优雅,身上泛着乳白色的光泽,有一个镌着许多花瓣状发卷的勺子脑袋。罗蛗(这是他的名字)总是很愤怒,因而他讨厌夏天。在夏天,花园里的银杏上总是淌满了柔软的钟,这些钟都是白金或红金制作的,发条上慢吞吞地滴下流光的汁液,罗蛗从树下路过,头顶和肩膀上难免湿答答的一片。最教他烦恼的是,他的鬈发一旦被滴上汁液,花瓣形的鬈发就会疯狂地生长起来,开出大团大团真正的金属 蔷薇,他的脑袋也越变越沉,直到他必须盯着自己的脚尖走路。

    罗蛗在其他季节里总是跑东跑西,而每当春末夏初,他就给自己削许多铅笔。盛夏来临时,他就坐在烈日底下,低头解决字谜拼图。他做给出一个字母的纵横拼图,也做需要用到旗语的蛇迷宫图。罗蛗总是在完成之后将答案擦去,以便第二年夏天还可以做上一遍。这样,他在夏天就不必为了躲避烈日,而跑到挂有黏稠钟面的大树下去。

Kidney

    谶是个陶土塑成的孩子,他总是在两叶肾里挑拣着干燥的地方。谶的五官非常漂亮,事实上,由于肾内日夜弥漫着回潮的雾气,每隔一阵子谶就会变得面目全非,因而他不得不先用一块海绵把残余的五官擦拭干净,然后在井沿或水洼边俯下身子,给自己重新画一张脸。他总是匆匆给自己画上鼻子,以便呼吸得顺畅些,接着是瞳仁,谶画得最多的是烟晶和牛乳色的瞳仁,虹膜完成之后,他才开始缓缓勾勒其他部位。

    谶常常体会到各种质地不一的,薄脆却锋利的恐惧。他害怕自己动作太慢,以至在鼻子画完之前窒息死去,尽管他心里明白,就算什么都不画,他依然可以坐在井沿上,舒坦地端详往来的鱼鹰和矶鸟。

    在右肾光线黝晦的一角躺着一艘沉船的残骸,胭脂色海胆和梳水母懒洋洋地挥动腕足,在其中爬进爬出。桅杆顶端的三角旗无论有风没风,总是呼啦啦地打着唿哨。谶有时会背靠高耸的桅杆,抬头观望远处微光潺潺、犹豫着逼近的雾。

 

中焦

Spleen

    住在脾脏里的米袒是个木姑娘。她四肢光滑,皮肤上爬满鹦鹉螺般的涡纹。脾脏里没有可以落脚的地方,无数楼梯弓起身子盘旋交错,却不通往任何地方。有时候,米袒在某些楼梯最高的一级上发现一扇门,她或轻或重地推门,却只能听到门内传来一串钥匙相互刮擦的叮咚声,这噪声一旦响起就不会停止,却变得越来越刺耳,米袒只能捂住耳朵从楼梯上跑下来。

    米袒也曾推开过一些门,而这些门的对面鸦雀无声,没有家具,没有房间,仅通向另一部像花边一样纤长而望不见尽头的旋梯。渐渐的,米袒不再渴望房间了。她原本是耽于想象的,现在她发觉,房间不过是她冥想里的一些轻盈汽泡而已。现在她常常摇晃着双腿坐在一部楼梯的中央,半闭着眼睛,看见自己坐在各种奇异的地方。有时候,伴随着几束平行的散光,上方会吹来一阵毫无脾气的风。米袒整理着自己的裙摆,感到自己是陌生人脑中不请自来的汽泡。

上焦

Heart

    通常可以在靠近二尖瓣的旮旯里找到只村。只村的情绪如同他的身体一样,清亮而不稳定。在左右心室间的隔道里,常年躺着一只抛光的蜗壳,每当外面声音太大,或太安静时,只村总会忧伤地走进蜗壳里去。他的象棋,书本,舰队和碟仙整齐地堆放在蜗壳深处,蜗壳上壁垂下的一支支钟乳滴着冰珠,溅出迂回且迤逦的声响,令他安心。当他走出蜗壳时,身体就成为壳中某个洼地的模样,皮肤上也留下了嗫嚅的鱼嘴形状。

大部分时候,只村在各个房间里轻盈地来回逡巡。只有他更看重快乐。他常向一侧心房的墙壁投掷棋子,然后匆匆跑开,把耳朵贴在另一侧心房的墙上,他还在每一面墙上种满了苍青的菟丝子。尽管如此,只村最想往的还是确定的形体,这事那么无望,以至于心脏每搏一下,只村的眼泪就落下一颗,并且迅速融入自己的身子里,消失不见了。

Lung

    所有人都拿火孩子梨贲毫无办法。她披着过分宽大的红色和蓝色纱巾,总是自顾自玩着单人纸牌戏。她的手指刚刚触到一张纸牌,纸牌的下半截就变成了纷纷扬扬的灰蝴蝶,因而梨贲始终只是玩着半局纸牌戏。

    肺的深处像叶脉一样经络繁芜,像花边一样通体轻盈,光从上方漏下来,仿佛经过了装有水和彩色纽扣的玻璃珠。但是梨贲看不见这些,她能看见的,除了纸牌就只有蚂蚁,成对出现的,会飞,会蹦跃,会仰泳的蚂蚁。亮光都是舒展开身子休憩的蚁群,阴影都是交头接耳的蚁群,晃动着触角朝梨贲爬过来的,是想听音乐的蚁群,哔哔剥剥的华尔兹越奏越急,梨贲脚下的死蚂蚁也越积越厚了,至少在梨贲眼里是这样。

    梨贲并不知道,她的身体里其实充满了方柜,抽出其中任何一只——比如她腹部有着肚脐把手的那只——都能在里面看见比蚂蚁或纸牌更加零星和精美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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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短局:文学界三好学生和多米尼加处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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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德国汉学家顾彬教授的标准,《奥斯卡·瓦奥短暂而奇妙的一生》绝对是一本过时的小说,因为里面的人物太多了,光是肤色就有四五种。顾教授欣赏的是那种用几百页的篇幅,描述一个人和一个苹果的关系的现代派小说。值得一提的是,此书还展示了史上最具规模的鸣谢名单,里面出现的人物比小说多几十倍,单是家族就有9个。

    这种打群架的架势充分展现了拉美人的重情义和爱热闹,因此小说写得茂盛一点也就是可以理解的。其实,我在很大程度上认同顾彬教授的观点,现代派文学基本是以“向内转”和“重形式”架构起来的,如果违反了这两个原则,手法上就不可避免地滑向了前现代,而这又几可反证出作者残留的前现代思想。

    在二十世纪后半叶的文学流派中,能够坦然承认自己的前现代处境,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而且还让其焕发出生机的恐怕只有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了。本书的作者朱诺·迪亚斯出生在多米尼加,自然也沾了些拉美亲戚的仙气,因此在叙述风格和语气上确实可以看出些老马尔克斯和富恩特斯等人的道骨仙风。

然而6岁就移居至美国的经历又让他长期浸淫于美国人的物质文化,跟魔幻还有点距离。美国没有魔幻,只有玄幻和科幻,也就是奥斯卡喜欢看的那些小说和电影风格(其实从这里就可看出一些作者的师承),而拉美的魔幻是与生活紧密贴合的,二者有很大不同。

    所以,尽管小说中也出现了诅咒、圣物、没有脸的人等幻象,但与土生土长的拉美魔幻意象相比,像在冰箱上多放了一个星期。不过从颠来倒去的叙事风格,以及美洲说书人的大话喷子上还是能看出拉美遗风。

    当然,我们也可将这大话喷子与戴维·洛奇所谓的美国小说中的“少年侃”联系起来,而作者则接合了奥斯卡的美式宅男生活与拉美历史上的风云变幻,诸如此类,小说就像是《百年孤独》与《生活大爆炸》的简易混搭。

    美洲评书的特点是语速迅猛,便于作者扯淡和读者阅读。因此,小说顺滑得可以拿去做洗发水广告,为读者充分敞开了接受之门。与此同时,它又不乏历史的沉重,这本书真正的主角是多米尼加的近代历史,尤其是特鲁希略专制这一段历史。作者借用了一个新小说式的手法将这些历史穿插在轻盈幽默的叙事中,即——大量运用注释,从而造成一种日常叙事和历史叙事交织的互文效果。

    通过这一点,作者做到了形式和内容上的双丰收,既避免了手法老套的责难,也为小说叠加了分量。良好的群众基础,加上显而易见的文学抱负和专家偏爱的政治主题,更少不了美国人民对少数族裔文化和邻国的关注,把作者推到了一个文学界三好学生的位置,想不拿奖都难。所以,此书是美国全国书评家协会奖和普利策奖双料得主。

    出于对品钦这样的牛人被拒之于普利策奖门外的打抱不平,我对普奖历来有些成见,慨叹有时候小说的成功也跟选秀一样,观众、评委、发行商,那边都不能得罪,胡同口就那么大,你非得把自己削成魔鬼身材才钻得进去。

    不过,迪亚斯应被排除在那种得奖专业户之外。这个麻省理工的写作教授十年磨一剑,应当不可能仅仅只是为了拿自己故国的伤疤来博美国佬一笑。别忘记,书中真正的核心人物——大独裁者特鲁希略就是美国人制造出来的“怪胎”。由此,小说在嬉笑怒骂之外,显露了它的政治态度和文化内涵,它是对专制和不公的控诉,也是在宣泄淤积在人民心灵中的创痛。写者希望忘记,却使读者记住。那只蛰伏在中北美洲之间的小甲虫开始在读者心目中蠕动,在此之前,它只是美国人眼里的艳遇之地,奥运会开幕式上的一块标牌。

    至于奥斯卡·瓦奥,就像他在小说中的悲惨遭遇一样,作者对他也非常“不公”。除了给他起了个接近于奥斯卡·王尔德的骚包名字外,作者没给他多少好处。他虽忝列题目之中,却算不上是小说的主角。小说更多的篇幅被他母亲、姐姐、外公、外婆等人占据了,尽管正是这一路赶来,才有了这个可怜的胖子。而他那辛酸而漫长的破处经历,让人深刻体会到“没有那个多米尼加人到死还是处男”这句话中的悲剧意味。他不是处男,他是个传说。

[]朱诺·迪亚斯 著,吴其尧 译,译林出版社,20101月,2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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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昀:你为什么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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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为什么写作?”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这并非是个太难的问题;然而,对于像阿摩司·奥兹那样以写作为生的人来说,这反倒成为一道晦涩的难题。这位以色列作者2007年推出的新作《咏叹生死》(Rhyming life and death)就是以这样的发问开篇的。

    关于奥兹,似乎不需要再做太多铺垫性的介绍了。无论他是否会被冠名为当今世界最优秀的作家,无论他能否在不远的将来摘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这都显得不重要了。因为重要的是,他已用他的文字征服了我们。他那精致巧妙的语言,多彩梦幻的意象,细腻而忧伤的情感以及宽容博大的胸怀感染过每一个阅读他的人。《我的米海尔》浪漫而忧伤,《黑匣子》新奇而独特,《爱与黑暗的故事》更是长篇巨制,荡气回肠。一个以写作安身立命的作家,一个用文字用真诚用才华打动数以万计读者的作家,却也开始怀疑起了写作。

    正如有评论指出的那样,奥兹的《咏叹生死》与《爱与黑暗的故事》是截然不同的故事。除了在叙事风格和写作技巧方面的突破之外,两者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作者对于写作的态度。如果说,在《爱与黑暗的故事》中,写作还是作家为了探究自我基因的某种手段的话,那么《咏叹生死》的写作则彻底摆脱了自我情结,站在旁观者的立场冷冷地发问:“你为什么写作?你为什么采用这种方式写作?你的书对社会,对国家,或者对提高道德价值有何贡献?你希望对谁产生影响?你真的只为出名而写作吗?或者为金钱而写作吗?”

    小说的帷幕在一家略显低矮、阴郁且令人窒息的咖啡馆里拉开。一位匿名的“作家”正等待食物来上之前,正百无聊赖地端详着眼前不远处正在收拾餐桌的女侍者。这位讨人喜欢的姑娘勾起了他的想象,他为她取了一个叫“莉吉”的名字,并开始讲述这位莉吉初恋的故事,和足球运动员查理恋爱并被抛弃的故事,以及她与查理的另一位女人“露西”可能发生的故事。

    创作不正是这么开始的吗?在现实中触发灵感,然后展开想象。在一天八个小时的想象中,作者为他所见的男男女女们取了各式各样的名字,为他们编织了各种各样的故事:他们是挥金如土却晚节不保的欧发迪亚·哈扎姆,是初出茅庐的诗人尤瓦尔·大汗,是害羞但却充满激情的罗海尔·莱兹尼克,还是跟母亲躺在一张破旧不堪床垫上的阿诺德·巴托克。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爱与黑暗的故事,都有悲欢离合,甜酸苦辣的命运。有时候甚至连作家本人也情不自禁地参与进去了。

    其实就连作家自己都不怎么明白,他为什么要去想象他人的生活。他说:“我所有的新同学都拥有健康的头脑和体魄,只有我,在几近透明的身子上长着一个富于梦幻的头脑。”对于不少小说家来说,写作就是对他人生活的想象,而非记录,甚至说,它就是一种本能。这绝不是弗洛伊德意义上的本能,作家在现实中不亏欠什么,也不欲望什么,他只是更在意一个能让他不再担惊受怕,不再孤独无助的世界,一个自由而充满可能的世界。就如布尔加科夫笔下玛格丽特飞翔于天穹之上,布鲁诺·舒尔茨《肉桂色铺子里》里所描写的那个魔幻般的夜晚。

    对于奥兹来说,写作其实是一种自我保护,他情不自禁地为自己打造一片天地,把自己包在其中。对于他人的生活,他始终感到好奇,试图理解人与人之间为何彼此伤害。然而,他又永远是个旁观者,不敢触摸或者害怕被触摸,他的头长期埋藏在摄影师的旧黑布里。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同意法国作家法郎士的看法:“所有的小说,细想起来都是自传。”想象中他人的生活,最终还是自己的生活。

    然而,奥兹又绝非杜拉斯式的作家,尽管他的感情之细腻,文字之敏感,甚至连女作家都望尘莫及。但作为一名犹太作家,生活在这个充满苦难回忆的国度里,奥兹必须有所担当。人生有悲欢离合,酸甜苦辣,民族有历史沉浮,刀光血影。他愿意在小说中用女性的眼光看世界,但他看到的却是远远超越任何性别的世界。写作对他而言,一方面是他人生的庇护之所,另一方面却又承担着民族的过去与未来。要将两者完美处置,绝非易事。

小说的题目《咏叹生死》取自希伯来语诗人茨法尼亚·贝特-哈拉哈米的作品,文中屡屡引述他的诗句“没有新郎就没有新娘”。即便是这样的德高望重的诗人,当他九十七岁高龄去世的时候,地球也照转不误,一切照常运作,明天亦将炎热,潮湿。小说的结尾,奥兹对于写作的怀疑达到了顶峰。尽管这位茨法尼亚·贝特-哈拉哈米也是其杜撰出来的。

    这就是奥兹,一位用写作为千万孤苦无告的个体呼喊的作家,同时又是一位对写作的现实意义表达深深怀疑的人。奥兹不是奥威尔那种坚定、犀利并富于反抗激情的作家,也不是赫拉巴尔那样的以微笑甚至戏谑的方式对待艰辛命运的作家,但奥兹却能以其对人类个体的宽容、同情与爱,和他对人生的疑惑与反思,向我们展示出了写作之于人生最为温暖的那一面。

[以]阿摩司·奥兹 著:《咏叹生死》,钟志清 译,浙江文艺出版社,2010年1月,1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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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雷:自由主义的德性之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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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雷:自由主义的德性之维

——从《理想国》谈起

    《理想国》在很多人眼中被视为与主流自由主义学说相对立的“反动学术典型”而加以批判。这些批判者站在各自的时代背景与价值立场的互应场域中,自然有着可圈可点的正当性。然而作为西方政治思想传统的最具代表性的作品,《理想国》确实需要我们认真品读,从中可以提炼出很多现代自由主义思想的精神与结构的硬核。只要我们尽可能客观的把自由主义作为西方理性主义政治思想发展到近世的产物之一来看待,那柏拉图的这本代表性著作就已就蕴含着支持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全部基石。

    笔者将自由主义的观念与方法的基石粗略分为三部分:第一是道德的“公共性”,亦即道德秩序的生发与演进应为自下而上、自社会而国家的方式进行;第二是作为工具的“理性”,亦即科学主义与实证主义的分析方式依然是理性化社会中分析公共问题、制定公共政策的主流进路;第三是价值共识,亦即无论多元文化的共存达致何种程度,我们依旧需要一些共识性的、普适的价值取向作为我们交流与妥协,停止或行动的基本准则。总之,只有沿着这三个基本脉络进行细节的批判与交叉研究,自由主义作为将“可供建构的制度维系在其理想上”(萨托利语)的一种稳固而开放的政治思想,方能拓展出一条更广阔的演进途径。这三个基础性观念其实在柏氏的《理想国》中均已提及(尽管时代的语境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且为全书的精神内核。柏氏对德性教化的详细阐述,对绝对理念的执著坚守,以及对算学、几何学、天文学以及由之衍生的辩证法的通篇运用,无不表现了西方政治传统中所蕴含的现代自由主义理念的渊源所在。且柏氏对四种政体下公民与统治者性格的形象描述,对人性的复杂性有着相当的揭示,这也正是自由主义政治赖以建立的终极基础。公共道德、工具理性与绝对理念的统一,体现了古典自由主义和谐政治观的典范,亦为现代自由主义宪政观的改良提供了极有意义的启示。

(一)公共美德与政治

    柏拉图对城邦的起源——“应然”层面的“起源”——有过细致的阐述。他认为城邦乃是个人唯当无法达到自足的情况下聚合而成的共同体。由于每个个体多方面的需求,农业,手工业与内外贸易逐渐发展起来。然而单靠这些不过是“猪的城邦”(372d),服务于人的精神需要的文艺创作者与其他行业亦必不可少。但城邦正义的核心是“各司其职”。美德恰恰在公民各自的事业中得以实现。柏拉图的弟子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也论述了城邦的形成。他的论述在内容上近似于柏拉图的论述,但理论的系统性更为缜密。他首先便将人与人、家庭与家庭、村落与村落间的结合看成是人的天性,即“人天生就是政治动物”。亚里士多德的论述可视为将柏拉图的城邦起源描述系统化、原则化了。“政治”在希腊人眼中就是关于众人结合的方式,是一种公共的生活方式,而个体天性的软弱与无助只有在集体的正义——即所谓“自然正义”——的统摄下,方能获得德性的提升与安全的保障。可以说在古希腊人的观念中,“政治”与“公共的生活方式”、“德性”是高度统一的,这正是进入他们的政治思想视野的唯一路径。

    古希腊哲学家对于城邦起源的理想描述也是古希腊各城邦建立过程的经验反映。正如美国政治思想史家沃特金斯所言:“同大多数原始民族一样,古代的西方人民起初也取小规模或地方社会形式群居一处,且按照远古以来一直存在的习俗治理自己。”群居式的结合产生了城邦,但因为自治传统的强势地位,城邦并无权力集中且高效的、庞大的官僚系统。然而恰恰是这种不稳固的权力实体导致了雅典的频繁动荡,最终亦为致使希腊毁灭的重要原因。但作为西方政治文化的源头,我们可以说“民治”是西方的传统,且民治是“政治”合法性的唯一形成方式。“民治”政治首先就要求寻求一种政治生活中作为准则的“公共美德”。“美德”的“公共性”而非“权力性”,为后来的中世纪及现代自由主义政治观奠定了规范层面的基础。且“民治”的传统绝非庸俗意义上的“少数服从多数”(这也是笔者不用“民主”一词的原因),作为一种延续西方政治思想始终的价值倾向,它所代表的含义正是寻求德性的“公共性”。无论是希腊文化的“自然观”(后文会详细阐释)、基督教的政治伦理,还是古典自由主义的理性至上以及现代自由主义的宽容与价值多元主义,如果没有可资普适化的道德取向,那么一切政治思想均会倒塌。

    “公共”即意味着以公开参与的方式,讨论如何运用社会上支配力最强大的力量即权力,使“人”的生存更为幸福,且须以公众认同的方式执行为达致此种“幸福”而制定的政策的事业。这就是希腊人眼中的“政治”的“应然”之义。正如贡斯当所说:“古代人的目标是在有共同祖国的公民中间分享社会权力:这就是他们所称谓的自由。”此种对权力的“分享”所欲达致的此种“幸福”,首先就意味着德性的集体认同感。柏拉图“各司其职”的正义观的精义就是人的“内在”世界即心灵的和谐状态(443d),而城邦正义正是个人正义的制度外化(368e)。所以城邦的“心灵”正是统治者,只有统治者达到美德的要求,城邦正义才能实现。因此柏拉图不惜以大量篇幅讨论护卫者(统治者即在其中遴选)的四大应有品德:智慧、勇敢、节制与正义。自由主义自马基雅维利开始便一直将公共美德的探讨集中表现在对公民品德的各自的规定上,可见这种对德性的公共性的追寻实在是西方政治思想自柏拉图开始的一种强大的传统。“德性”的“公共性”或曰“普适性”一旦拜人的理性为生母,自由主义就诞生了。

    现在的困境是城邦内部的“公共道德”在对外拓展的过程中如何发扬光大的问题,这也正是希腊政体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所在。“要真正做到正义,公民社会必须转变为‘世界国度(world-state)’”。然而战争逻辑与美德之间必然产生冲突。战争以暴力征服敌人为准则,而追求和谐的“城邦美德”与此格格不入。于是,“‘公民道德’无可避免地要遭逢自相矛盾。它所强调的是与和平时期不同的战时行为准则,然而,它又不得不至少将某些据说只适用于和平时期的相关准则,看作是普遍有效的。……没有任何人,也没有任何人群团体能够公正地统治人类。”也就是说,从逻辑上讲,城邦的公共美德在对外征服性拓展的过程中是不可避免要遭遇挫折甚至彻底失败的。不幸的是实际历史恰恰证明了这一点。希腊城邦在建立有效的国际秩序上确实失败地一塌糊涂。“这些城邦不愿把公民权扩展到疆域以外,遂令到只有靠武力方能维持霸权,将附属社会置于劣等的法律地位。”于是,“古希腊的历史便成了一场相互敌对的帝国主义者之间徒然的争斗,直到希腊人竭尽了全部的精神财力。”这种悲剧性在修昔底德的著作中显露无遗。无论是雅典还是斯巴达,公共道德在血腥的屠杀与卑劣的阴谋和背信弃义面前都显得极为软弱。所以以柏拉图为代表的伦理至上派,其政治主张必然仅得以局限在一个“封闭社会”之内。这些公共美德只能作为一个面积狭小、人口集中且对外闭关的共同体的正当性基础而存在。自由主义作为一种前途广阔而立足现实的政治理念,其长久的生命力恰恰在于其强大的拓展能力。在不断的对外拓展过程中,公共德性的内容一步步得以明晰,理念内部的创新机制也不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工具理性与真理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开始所说的一句话大概可以视为整个西方理性主义文化的唯一基石,即:“我们必须将组合物分解为非组合物(直至全体中最小的部分),……以便可以看出它们相互间有什么区别,我们是否能对上述各项得出什么专门性的结论来。”研究一个事物,须从组成它的最小的元素着手,这就是工具理性的精神。无论是经院哲学,理性主义,科学主义还是实证主义,工具理性都是它们的灵魂。亚氏作品的科学性与实证性极强,在理性主义的道路上,他向前开拓了里程碑式的一大步。然而工具理性的精神在乃师柏拉图文采飞扬的作品中就已扮演着支撑其全部论述的主角。柏拉图称之为“辩证法”。通往哲学全部奥秘的唯一途径就在此。为了更好的掌握辩证法,柏拉图认为我们必须用心学习算学、几何学、天文学与音学(526-531)。因为数学“迫使灵魂使用纯粹理性通向真理本身”(526b),几何学“是认识永恒事物的”(527b),天文学与音学亦应象几何学一样去研究。于是工具理性与真理之间就这样产生了必然性联系。

    辩证法的用途乃是通过意见上升到真理。柏拉图认为“一切其他的技术科学则完全或是为了人的意见和欲望,或是为了事物的产生和制造,或是为了在这些事物产生出来或制造出来之后照料它们”(533b),也就是说掺杂了价值倾向的理性及由之产生的科学技术,其效用总是片面的,其成果是碎片性的因此也就不具备普适的统摄力。而辩证法则是这样一种能力:“它虽然属于可知世界,但是我们可以在前面说过的那个视觉能力变化过程中看到那个摹本:从看见阴影到企图看见真的动物,然后能看得见星星,最后看得见太阳本身。”(532a)这是唯一“能够不用假设而一直上升到第一原理本身”的研究方法。这里的“太阳”就是真理的比喻,而辩证法就是我们的双眼由现实世界的诸“阴影”最终看见太阳的伟大能力。从柏氏所主张的辩证法学习四大学科可以看出,“辩证法”首先意味着能够摆脱“意见”干扰而探寻真理的纯粹方法,即上述的“纯粹理性”;其次,“辩证法”不是服务于人的欲望和快感,而是只通向真理,这也是辩证法最宝贵、最重要之所在:“如果他迫使灵魂看实在,这就有用。如果他迫使灵魂看产生世界,它就无用。”(527e)“实在”即真理领域。

   “工具理性”作为一个概念,由马克思•韦伯正式提出。然而工具理性作为一种方法与精神,几乎贯穿于整个西方思想史的始终。反而与“工具理性”观念相对的“价值理性”才是现代的产物——准确的说是十八世纪以后方逐渐凸现的。工具理性的精神在历史上既产生过积极的作用,也令人极端的不愉快过。一方面它注重对方法论的研究,在霍布斯与培根的思想体系中演化为近世的科学主义与技术理性的思潮,可以说是科技进步与政治理性化的“火车头”;但另一方面,它也蕴涵着“为了目的不择手段”的含义。韦伯将“明晰性”作为科学——即系统化、原则化了的“工具理性主义”——所欲达致的最重要的目标。理性作为一种纯粹的工具,只负责将各种对为了达到目的所能选择的手段的阐释的明晰性程度达致最大化,但它不负责个体最终的选择——这属于个人意志范畴,良心自由于主义不对个体道德领域负责。工具理性作为纯粹的手段,在规范意义上无涉价值,我们通过它只能“看清恶人达到其目的的道路,以便了解他的力量和他的局限之所在”。在后现代诸多思想家看来,这就是现代性最要命的症结所在。

    自由主义若欲摆脱唯理主义的冰冷桎梏,必须正视这个问题。这时我们回到柏拉图的辩证法思想中寻找对工具理性的适度矫正就显得重要了。“辩证法”一方面蕴含了强大的方法论至上的力量,这与工具理性是高度一致的;但另一方面,它的两端牢牢连接的分别是“意见”和“真理”。“意见”即每个个体对问题的看法与观念,它代表了对个人情感世界的尊重与关怀,典型的例子便是《理想国》第一卷和第二卷开篇对每个人心中的正义观念的探讨,这就意味着规范的正义观念必须将每个个体内心对正义的意见作为其最坚实的基石。然而私人化的互相冲突的正义观念最终也没能归纳出一个正义的通论。而“真理”则意味着对至善的关照,意味着对德性的探求与坚守的能力,更意味着美德必须成为城邦的共同生活方式,也就是经过“勤辨”与“慎思”后最终所落实的“笃行”。这里我们看到了理性与情感和德性的必然联系。通过“意见”上升至“真理”,要求理性首先必须以体验并批判的方式介入现实生活中个体的感性世界,从而发现问题所在,这与波普尔的“批判的理性主义”是高度一致的;但理性的终端是美德,进而是一种有德性的生活方式,是贯彻到实践中并努力促使其普适化的“真理”。用严密而开放的方法论体系,经由私人的经验而探寻公共的“美德”,这是对自由主义困境的莫大启示。尤为重要的是,一种有德性的批判与思维必须进入民众的日常生活中,要记住城邦政治是“民治”,是一种“生活方式”,这才是自由主义最坚实的生命力源泉。

自然与人性

    现在我们来到了问题的核心,即古希腊文化中的“自然”观念是如何对柏拉图的政治思想产生影响的。这一探讨的意义除了深入理解《理想国》的强烈个人主义风格化的精神要义之外,尚且亦与自由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基石联系在一起,即文章开篇所提到的第三点:对价值共识的追求。古希腊哲学的演进,总的来说可以阐释为从“人的哲学化”进化至“哲学的人化”。而“神启自然”不断接近“公共德性”的过程,实际上恰恰就是科学与理性逐渐体系化与功利化的过程。

    列奥•施特劳斯曾说:“要把握住本质上先于科学或哲学的自然世界,人们就得回到科学或哲学初露面之前。”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将哲学研究放到其赖以产生与演进的历史文化的场域中。无论柏拉图的政治思想还是自由主义,恐怕都不能脱离作为横向与纵向交叉的立体的时代场域的控制。列奥•施特劳斯作为长期浸淫古典政治哲学的大师,在《自然权利与历史》一书中曾对希腊早期思想家的精神世界作出过细致地分析。笔者的“自然”概念即来源于此书。他认为古人的“自然”观念意即正确的行为方式或习惯。这一观念的创造是为了把整个现象世界“分为自然的现象和不属于自然的现象”。“每一事物或每类事物都有其习惯或方式,而有一种特殊的习惯或方式有着头等的重要性,那就是‘我们的’方式,‘我们’生活于‘此地’的方式,一个人所从属的独立团体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自然是“古老”且“自发”的。“古老”即意味着传统的权威性,而“自发”又有着非强权产生之意。结合早期希腊的文艺创作概况审视施特劳斯的论述,自会发现其智慧所在。无论是艺术创作还是文学创作,希腊早期的精神世界似乎都在借以寻找一个问题的出路,即人与神之间的联系。“人”的世界所遇到的种种问题,譬如《神谱》中赫西俄德所面对的公正问题,《伊利亚特》中阿基琉斯与阿伽门农的冲突所反应的忠诚与责任等道德问题,《奥德赛》中的欺骗与情感等诸多的复杂问题,为何要被视为是“神”的世界中同样不可避免的问题,且与命运的无常性联系在一起?这其实就是以神启来彰显德性与困惑的权威性,并视此为“自然”所在。正因为神的世界里同样存在着这些道德问题和公正问题,所以这是“自然”的,是“普遍存在”的。正如希腊早期雕塑中普适化的、标准的人体形象一样,其全裸的身体、均衡的身材与冷漠的表情并非特指任何个别人物,却又代表着我们每一个人,而当我们看到他们时——尤其在宗教场所和墓地中与这些石像四目交视时,这种普适的均衡与冷漠中透出的哀伤使得我们每一个个体的精神世界瞬间与这些代表着“自然”的人类世界无法逃避的命运交汇在一起了。一旦“守旧”此刻成为了神启式的必然,在习惯与传统的生活方式中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就是“自然”的、命定的。以神性为依据的“自然”观作为人人都无法逃避的命运,成了早期希腊哲学赖以生发的情感场域。

     真正将哲学与政治的、公共的关怀联系在一起似乎是从智者派开始的。随着雅典经济的逐渐发达,政治体制的日趋成熟,经历了梭伦与德谟斯弟尼等政治家渐次立法的城邦日益变得繁荣而复杂。这时一批被称为“智者”的学派应运而生。智者派的兴盛对西方思想史来说,笔者认为起到了开山立训的作用。正是这些自称“智者”而鄙视早期希腊的神启式的、神秘主义色彩浓厚的哲学思想的人,第一次正式将焦点投在了复杂的“人事”之上。最具代表性的宣言便是普罗泰戈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尽管这种表述若推向极端,则有虚无主义、破坏本体论传统之险(赵敦华先生在《西方哲学简史》中便持此观点),然而这是哲学家第一次开始向保守的权威主义宣战的标志。此后,个体的理性与批判力开始得到尊重,无论是神启色彩的教义还是守旧主义的“自然”,在智者们的努力下,都要经受个体化的、理性化的重估。而个人主义与理性主义恰恰是后世自由主义思想得以立足的两大主要支点。“德性”的公共性从此要靠个体的“理性”来探索与分析了。整全视野脱离了早期希腊文化中的神秘关照,从此沉沉地落到了个人的肩头。神秘世界开始被现实的政治世界所代替。正如前述,“政治”在古希腊是一种生活方式,智者们对政治的激情诞生了“公共关怀”这一既是理性的又有着强烈道德感的价值维度,而“公共关怀”恰恰是西方思想得以内在不断创新且外部不断拓展的根源性的生命力所在。总之,没有智者们对“虚无”的首次深度挖掘,就根本没有苏格拉底对基于个体与理性基础上重建价值的努力,也就更不会有柏拉图的理念至上与亚里士多德的科学主义了。

    可以说,前智者时代的哲学家们是以“自然”的观念来诗性地看“人”,而从苏格拉底以后的哲学家则是基于“个人”的角度,用理性的工具来探索“自然”,是为“思想”。在《理想国》中,开篇引发讨论的缘由便是对宗教仪式的逃避,对国家制度主题的引入则是通过每一个个体对自然正义的分析而进行的,且这种个体化的、碎片式的分析被证明终究是失败的。然而这种“失败”有着更深层的意味。之所以将正义最终置于城邦制度的设计中,且被认为这是唯一可行的探索正义的方式,难道不是努力通过政治彰显公共关怀,从而在其中发现真正的正义吗?所以正义在柏拉图看来,不是每个人囿于自己的片面体验而作出的定义,而是只存在于依托政治的“行动”中。尽管这种行动的绝对化的理念不可能在世界上存在,尽管柏拉图的生命未曾经历过一次真正的政治成功,但这些失败本身就分有了“正义”理念的无数部分。正如施特劳斯对柏拉图自然观的总结:“简而言之,我们可以说自然之发现就等于是对人类的某种可能性的确定,至少按照此种可能性的自我解释,它乃是超历史、超社会、超道德和超宗教的。” “人”在柏拉图充满伦理光芒的文字中真正做到了顶天立地,成了“万物的尺度”。此后才有亚里士多德奠基性的“细分研究法”(如前述),才有了基于人类社会自身的各种问题而衍生的各种主义,自然包括各种包装的自由主义。而自由主义无论基于自由或平等的理念还是基于现实问题而产生的各门支派,都必然要以某些被认为是“普适”的价值取向为基本依据——尽管这些价值的具体内容依然是学术争辩的重要战场。西方思想中对普适性的追求,正是以柏拉图为代表的希腊自然观传统的继承。

《理想国》的现实意义

    当代英美政治哲学依然是以自由主义基本理念为中轴,并面对自由主义的逻辑思辨与社会实践中发生的各种问题进行回应的“理念演练场”。许多有影响的流派的兴盛体现了政治现实与自由理念在交互场域的作用下产生的一系列复杂的问题——尽管这些流派一旦脱离了自由主义中轴便丧失了存在的合法性。如马克思主义对异化的强调,社群主义对“共同体情感”的偏重进而在逻辑极端处引发的“文化多元主义”,女权主义对自由主义的“男权主导”一面的揭示,等等。前述的三项自由主义立基之石——公共德性、工具理性以及普适价值——无一不在对各自的深度探讨与现实反思中产生了对自由主义质疑的声音。在这些不协调音中我们亦可以看见思想史上先贤的影子,如柏克对传统的崇尚对于社群主义与文化多元主义,卢梭的自然主义与平等至上对于当代马克思主义,等等。而其中的一个巨大的阴影便是柏拉图。

    自由主义对权利与平等的过分强调,许多人认为要对西方当下泛滥的虚无主义状态负责,如施特劳斯便认为工具理性与历史主义走向极端必然产生虚无主义。尽管对个体自由状态的过分强调易于忽视公共道德与社会责任——而这恰恰是自由主义的基石,然而在专制下的虚无主义与犬儒主义的可怕性恐怕要远远大于一个宪政国家。柏拉图作为“德性社会观”(笔者之所以未用波普尔大名鼎鼎的“封闭社会观”来为之标签,正如前文详述,是“德性”或曰“真理”而非“封闭社会”才是柏氏政治思想的灵魂)的鼓吹者与践行者,在当下自由主义国家中的意义就在于它将制度与德性、与真理紧密联系在一起,且这种联系仅在个体摆脱了传统权威的束缚即个体获得了主动性的前提下,方能通过“辩证法”即工具理性(也可以同时使用“价值理性”但此非柏氏之意)来重新探讨个体的道德法则与价值取向,并一定要躬行。这恰恰是当代西方政治哲学诸流派得以诞生,并在与主流自由主义的交互回应中不断反思与批判,从而使得自由主义的生命力更为长久,国家与社会的运转更为可欲(政治哲学的目的便是对政治社会现实的思考从而指向实践)的原因。所以柏拉图尽管以其封闭社会论对历史的许多悲剧要负责任,但其对于西方社会的思想与现实产生了永恒的影响,缘故大概就在于此。

    最后回到中国当下的现实。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诸问题同时存在而纠缠不清的中国社会,在我们面前呈现了异常复杂而又充满无限机遇的一个广阔的视野。一方面,信息量的不断扩大带来的却是人心在信息面前的冷漠;另一方面,威权政治与欲望的开放使得犬儒主义与虚无主义成为国人当下的普遍心态。这其中既有政治自由缺失所带来的虚伪,亦有经济增长体制不断理性化所带来的异化与空虚,也有传统被“拔根”(西蒙娜•薇依语)后人的精神世界的无所适从。在这种时代的普遍精神状态下,重读柏拉图的作品也就有了本土化的意义。我们当下面对的正是泛滥成灾的“碎片”化的“意见”,然而至今没有一位政治思想家或文学家艺术家为建立一个整全的、由“意见”上升至“真理”的精神视野作出过较大价值的贡献。自下而上的“公共德性”总是被以权力为后盾的虚伪的官方立德机制所同化、消化,进而成为为权威服务的工具;理性作为工具本应与“真理”即德性连在一起,但在当下的犬儒思潮下却成为成就个体欲望的“纯粹”手段;以人为本的“自然”不再与人的情感及人的行动成三点一线的精神统一体,各种良心成为了我们冷漠研究的客观对象,主体的虚无再次成就了政治权威与经济权力——总之是欲望——的阴谋。所以我们今天必须结合这样的时代状况重新思考《理想国》的意义。封闭社会虽然成为历史,但今天的现状却使我们的心灵走向封闭。笔者认为,只有当政治哲学作为每一个人内心与现实产生情感联系的理性纽带时,自由主义才会有了坚实的基础。《理想国》的要义即在此。在自由缺失之处,努力促使自由主义的政治观成为一种“公共德性”,这就是自由主义者的责任与使命,也是他们或许有些悲 情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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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益民:从死亡的角度丈量生命(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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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益民:从死亡的角度丈量生命(之一)

——《理想国》中的政制堕落问题探析

    苏格拉底认为哲学是一门练习死亡的技艺,只有哲学家才真正的不怕死,这种不怕来源于理性。在他与格劳孔、阿得曼图斯等人的对话中,苏格拉底不止一次地提到过这一问题。到了后来,当他们为了说明正义者与不正义者到底谁的生活更快乐时,逐渐论述及政体的话题。在这里,苏格拉底的言辞又一次指向了“从死亡的角度丈量生命”的角度——为了说明正义的生活是何等快乐以及不正义的生活是何等不快乐,苏格拉底用故事的语言向年轻人们描述了政体败坏的过程,带领他们朝向政体的“死亡”的方向走了一遭。及至最后,当他们开始探讨僭主政体以及僭主的生活时,苏格拉底的描述让年轻人们彻底地感受到了“死亡”。这样,不正义者与正义者谁更快乐的问题便不言而喻地、彻底地解决掉了。这一教育过程让年轻人通过体验死亡来感知生命,正符合一句流行的话语:“知道了会死,才开始活。”

    壹 为什么提及政体?

    布鲁姆认为,整部理想国皆在提出并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作为诸种“德性”中的一种,“正义”(Justice)的价值在于其自身,还是在于其辅助性的功益。在这一问题的基础上,书中又进一步涉及到了正义者与不正义者的生活哪一个更幸福的问题。这些可以看做是理想国的核心问题。

    那么,在解答关于正义的价值和正义者的幸福这些核心问题时,苏格拉底为什么要提到政体(包括理想政体的构建、政体的败坏过程与原因等问题),为什么要走如此大的弯路?更进一步地,他是如何走的这些弯路?要解答这些问题,首先要仔细研究苏格拉底言辞中透露出的深意。

    大字与小字

    在第二卷中,当苏格拉底面对着格劳孔等人提出的关于正义的定义及其作用的挑战时,给出了大字与小字的譬喻。他说,“我们现在进行的这个探讨非比寻常,在我看来,需要有敏锐的目光。
可是既然我们并不聪明,我想最好还是进行下面这种探讨。假定我们视力不好,人家要我们读远处写着的小字,正在这时候有人发现别处用大字写着同样的字,那我们可交了好运了,我们就可以先读大字后读小字,再看看它们是不是一样。”(368D)这段话透露了苏格拉底涉足政体问题的初衷,也即其意图通过辨识较大的城邦里的正义,来解释个人的正义。“让我们先探讨在城邦里正义是什么,然后在个别人身上考察它,这叫由小见大。”(368E-369A)这样苏格拉底便带领着听众们开始了对城邦的在言辞上的构建。“如果我们能想象一个城邦的成长,我们也就能看到那里正义和不正义的成长。”(369A)

    在此基础上,苏格拉底首先建成了满足人的基本需求的猪的城邦,然后应格劳孔的要求使其逐渐奢侈起来,构建起了发烧的城邦。但紧接着,苏格拉底便通过规定护卫者的教育的方式,即改变现有的音乐教育与体育教育的内容和方法,完成了对城邦的净化,并达到了言辞上最理想的城邦。

这一城邦构建的过程对应着寻找城邦里的正义的过程,在书中直到第四卷第五章末为止所描绘的全部国家制度,都是为了借政治来造就内在的正义。因而这对于完成全书主题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这便是苏格拉底论述政体问题的缘起。

    政体源于人的心灵

    在第八卷中,当苏格拉底经历了第五卷至第七卷冗长的插入部分后,将对话带回了第四卷末尾的问题,即考察由王制而下逐渐败坏的四种政体。按照格劳孔的说法,弄清楚四种政体的缺点及其相应的代表人物,就可以确定最善的人是不是最幸福的。也就是说,对话再次回到了全书的主题——“正义者是否幸福”。

在分析四种政体之前,苏格拉底提醒了格劳孔,“那么,你一定知道,有多少种不同类型的政制就有多少种不同类型的人们性格。你不要以为政治制度是从木头里或石头里产生出来的。不是的,政治制度是从城邦公民的习惯里产生出来的,习惯的倾向决定其他一切的方面。”(544D-E)

上面引用的苏格拉底的话语,透露出了他对两种灵魂的关系的理解,也即人的灵魂从某种意义上就是小写的城邦的灵魂,什么人占据了城邦的统治地位,他便能通过统治权力将自己的灵魂及相应的习惯、德性转化为城邦的灵魂、习惯与德性。这样,城邦的政体便由于统治者的不同而发生分异。

    在这样的分析路径下,探讨政体的特性及其败坏便可在一定程度上等价于探讨灵魂的特征及其败坏,而灵魂的特征及其败坏,或曰正义与不正义的问题,则正是本文所要研究的主题。

     贰 政体败坏的过程

    苏格拉底在描绘政体败坏四阶段的每一个阶段时,都是首先描绘国家制度的转变,然后描绘这种与这种制度转变相对应的个人灵魂与生活方式的转变,因此每个阶段就又划分为两个部分。在此我就按照这一逻辑将政体败坏的四个阶段逐一铺陈,以为下文进一步分析其原因作出铺垫。

(一)第一阶段

1、从王制/贵族制到爱荣誉的政体:

    由于人的局限性,金银铜的天性的混乱将不可避免,从而导致混乱与冲突。这种冲突一经发生,统治者内部两种集团将采取两种不同的方向;铜铁集团趋向私利,而金银集团趋向美德和传统秩序,他们相互斗争,然后取得某种妥协。……护卫者本来是保卫供养人的自由,现在却变成奴役和压迫他们的人了。(547B-C)

这样的张力使得其影响下形成的政体介于贵族制和寡头制之间:一方面尊崇统治者,另一方面不敢让智慧者执掌国家权力,而宁可选择较为单纯而勇敢的那种人来统治国家。他们崇尚战略战术,大部分时间都在从事战争。(547D-E)这种制度里勇敢起主导作用,仅有一个特征最为突出,那就是好胜和爱荣誉。(548C)

2、护卫者灵魂的败坏:

    热爱荣誉者与该城邦的性质相似,他是其父亲理性教导与母亲和仆人世俗影响的折衷产物,自制变成了好胜和激情之间的状态。这种统治者爱好财富,他们一方面爱钱另一方面又不被许可公开捞钱,所以他们花钱也会是吝啬的。他们轻视了真正的文艺女神,重视了体育而放弃了音乐教育,因而受的不是说服教育而是强制教育,灵魂开始堕落。(548B-C)

(二)第二阶段

1、从爱荣誉政体到寡头制:

    在爱荣誉的政体中,每个人还依然按照自己的天性决定归属,也即每个人都有自己在城邦中的位置,也许会有些许偏差,但尚未严重到影响政体的根基。随着爱荣誉者内心中理性的不断消退和欲望的不断增长,其财富聚敛得也越来越多。

    第三卷中苏格拉底曾分析了使技艺退化的两个原因:贫和富,“富则奢侈、懒散和要求变革,穷则粗野、低劣,也要求变革。”(422A)当爱荣誉者财富逐渐增多时,其骄奢淫逸的品性便逐渐强大起来,并且进一步地使得统治阶级的大多数人形成了同一种风气。这样下去,发了财的人就越加瞧不起善德,于是好胜的爱荣誉者变成了爱钱财的人。这时他们便会通过一项法律,根据财产的标准来选择统治者。(551B)寡头制由此形成。与此同时,这一制度下允许同一人兼有多种不同的职业,而这违背了人的本性。更甚者,这一制度还允许一个人出卖自己的全部产业,直至最后破产而作为一个所谓的穷人和依附者在城邦中无立锥之地。(552A-B)在寡头制城邦中,除了统治阶级差不多都是乞丐,于是这样的城邦必然不是一个而是两个,一个是富人的国家,一个是穷人的国家,住在一个城里,总是在互相阴谋对付对方。(551D)在上述这些情况的基础上,统治者作为单纯的生活资料的消费者、一贫如洗的平民作为罪犯都成了城邦中的雄蜂。(552B-E)城邦的动乱根源也就此埋下。

2、护卫者灵魂的败坏:

    同爱荣誉者的出现类似,寡头制中这些爱好钱财的人起初效法他的父亲,但后来看到父亲忽然在政治上触礁人财两空,就变得胆小起来,他灵魂里的荣誉心和好胜心会立即动摇,并进而把欲望和爱财原则奉为神圣,而理性和激情将被迫折节为奴。他们与寡头制的第一个相似特征是崇拜金钱,第二个相似特征是省俭和勤劳。这种人无法摆脱内心矛盾,是某种双重性格的人。(553A-554E)

(三)第三阶段

1、从寡头制到民主制:

    根据人的本性,崇拜财富与朴素节制的生活不能并存,二者必去其一。(555D)这就意味着寡头制注定不能持久。如果爱财富者贪得无厌地追求最大可能的财富,寡头政治便过渡到平民政治。具体的途径是:寡头社会中鼓励懒散和放荡的结果是不断地把一些世家子弟变成无产的贫民,于是他们武装起来,像有刺的雄蜂,急切地希望革命;而那些专讲赚钱的统治者终日孜孜为利,面对恶的火焰时也不想办法去扑灭,结果使得城邦里的雄蜂和乞丐繁殖起来,日益增多。总之,在寡头制里统治者使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他们自己养尊处优,对于道德简直不闻不问。于是国家生病,党争与内战就起了,如果贫民得到胜利,民主制度便产生了。(555D-557A)

民主制下的人们是绝对自由的,每个人都被准许随心所欲、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于是这个城邦里就会有最为多样的人物性格,各色各样如锦绣衣裳,五彩缤纷。由于民主制的宽容性,这里容许有广泛的自由,所以它包括有一切类型的制度,但它对建立理想国家时所宣布的庄严原则是蔑视的,也即以轻薄浮躁的态度践踏所有这些理想。这看来是一种使人乐意的无政府状态的花哨的管理形式,这种制度不加区别地把一切平等给予一切人,不管他们是不是平等者。(557B-558C)

2、护卫者灵魂的败坏:

    而民主式的人物则是由爱钱财者自然发展演变来的,即如果一个年轻人在吝啬的环境里培育出来以后,初次尝到了雄蜂的甜头,只知千方百计寻欢作乐,他内心的寡头思想便与享乐的内心发生冲突,这时如果由于寡头思想的教育不得法,享乐的欲望便会占了上风,将年轻人的心灵堡垒占领,并用虚假的狂妄的理论和意见充满这一堡垒,然后将美德全部驱逐出境,以便为别的成分的进入准备条件。这样从那些必要欲望中培育出来的年轻人便蜕化变质为肆无忌惮的傲慢、放纵、奢侈、无耻的小人。(559C-560D)民主者认为所有快乐一律平等,应当受到同等的尊重。他的生活没有秩序,没有节制。(561C-E)

(四)第四阶段

1、从民主制到僭主政体:

    民主者过分追求自由导致僭主制的产生。不顾一切过分追求自由的结果,破坏了民主社会的基础,导致了极权政治的需要。(562B-D)当什么东西都充满自由精神时,公民的灵魂便会变得非常敏感,只要有谁建议稍加约束,他们就会觉得受不了,而这就是僭主政治所由发生的根。(563D-E)然而物极必反,极端的自由其结果只能是极端的奴役。(564A)

    一个民主国家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具体略,见564D-565A),各部分之间可能会为争夺利益而相互争斗,或曰革命,为此一方总要推出一个人来带头,作为他们的保护神。“于是可见,僭主政治出现的时候,只能是从‘保护’这个根上产生的。”(565D)但“那位保护者打倒了许多反对者,攫取了国家的最高权力,便由一个保护者变成一个十足的僭主独裁者”(566D)。与此同时,城邦堕落到只是僭主追求一己私利的工具,其他的所有成员都无法获得一个确定的与天性相合的位置,这样政体也变完成了最后的沦陷,成为极端自私、充满不正义的僭主政体。

2、护卫者灵魂的败坏:

    民主政制中的人尝试所有可能性,他们最终会堕落为僭主式的个人,追求任何可能的物质享受。正如民主式的个人从不将自己限定于某种单一的生活方式,僭主式的个人也不愿放过任何可以满足自己欲望的事情,即便是吃人和乱伦(571C-D)。同时,与僭主制国家相像,僭主式的人物心灵充满大量的奴役和不自由,且最优秀最理性的那个部分受着奴役,这一心灵永远处在疯狂的欲望驱使之下,因此充满了混乱和悔恨,也必定是永远贫穷和苦于不能满足的。

    然而,“僭主型的人物,当命运使他成了一个真正的僭主暴君,他不能控制自己却要控制别人,这时他的境况一定还要更糟。这正如强迫一个病人或瘫痪的人去打仗或参加体育比赛而不在家里治疗静养。”(579C)

(五)总结

    这样,最邪恶的护卫者的灵魂——僭主的灵魂便在我们面前铺陈开来:“真正的僭主实在是一种依赖巴结恶棍的最卑劣的奴隶。他的欲望永远无法满足,透过欲望的众多你就可以看到他的真正贫穷。他像他的国家一样充满了动荡不安和苦痛。……他的权力将使他更加妒忌,更不忠实可信,更不正义,更不讲朋友交情,更不敬神明。结果他不仅使自己成为极端悲惨的人,也使周围的人成了最为悲惨的人。”(579E-580A)“现在不是可以看出来了吗:最恶的人不也正是最为不幸的人吗?并且,因此,他执掌的专制权力愈大,掌权的时间愈长,事实上他的不幸也愈大,不幸的时间也愈长吗?”(576C)

    到这里,政体的败坏过程便最终以理性的死亡和欲望的极大化宣告终结,而苏格拉底涉足此领域的目的——证明正义者的生活之幸福与不正义者的生活之不幸,也同时完成了铺垫的工作,并在随后立即深入地开展起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苏格拉底带领年轻人们从死亡的角度开始了丈量生命的工作:最接近理性死亡的政体与最善的理想政体之间的距离,也正是世界上的最正义与最不正义之间的距离,这样研究便一步步将本书的主题揭示出来。

    此时还剩一个问题需要我们解答,那就是政体败坏的四个阶段中其接续的时间性该怎样看待?它们是彼此可感地承前启后的吗?这个问题大概也可以回到言辞与事实的区分上去解释。在事实中,政体的变化必须有一个先后关系,也即变化就意味着确切的时间属性;但是在言辞中,政体的变化并非来源于现实的可感世界,而只是思维的跳跃与活动的结果。在那儿,苏格拉底用一系列故事来说明政体的败坏及其人物的性格,却并没有确定地说明这一系列败坏是否存在时间上的接续。这样也许可以说明,为什么在现实的败坏了的城邦的基础上,还是有可能实现理想的政体的。否则的话,如果时间的接续性在现实可感意义上也是严格的,那么理想国的建立就是不可能的。但换一个角度,一旦理想国建立了起来,则它的败坏便是单向性的,因为灵魂的上升是不可能的,教育的唯一作用就是防止灵魂堕落,所以政体不败坏已经是其护卫者最大的贡献。这个悖论也从一个侧面佐证了如下观点:在《理想国》里,苏格拉底谈论着永远不可能实现的“最好的政制”(ariste politria/the best reg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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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正萍:情感主义的真诚与“虚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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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麦金太尔认为“情感主义”是这样一种学说:“所有的评价性判断,尤其是所有的道德判断,就其具有道德的或评价性的特征而言,都无非是偏好的表达、态度或情感的表达”。他紧接着说,“当然,一个具体的判断也可以将道德因素与事实要素统一在一起”。(《追寻美德》,2003,14)这句话似乎暗含着那个著名的“休谟问题”的答案:实然与应然可以统一在具体的判断之中。当然,麦金太尔着重探讨的是20世纪以来的情感主义,虽然他也注意到18世纪休谟道德理论中情感主义的因素,并在伦理学意义上对18世纪启蒙筹划的主张及其后果进行了分析,不过,对于18世纪中期的文学——这一时期的文学恰是麦氏所说的启蒙时代情感主义的集中体现——他却只字未提。

    或许,这与伦理学和文学之间研究旨趣的差异有关,但既然说到了简•奥斯丁,18世纪的小说也应该特别关注一下,因为,情感主义在文学世界的流露可能更为丰富地向读者展现了它的发轫、矛盾以及走向。这主要体现在18世纪中期,无论是斯特恩的《项狄传》或者麦肯齐的《重情者》,还是卢梭的《新爱洛漪丝》,泪水、伤感、哀伤等成为主人公们常见的神态。这些文学作品更是让读者陶醉在丰富感性的情感世界中无力自拔。“多情”(sentimental)变成人们的“口头禅”,“善感”成为士绅小姐的举止标准。对弱者、动物心生怜悯之心,对森林、河流胸怀崇敬之意,人们的同情心似乎时刻都会激发出来。英国小说所反映的这一情形,恰与同一时期休谟、斯密的道德哲学相映成趣。哲学、文学与现实社会之间的趣味互动变成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黄梅先生在《推敲“自我”:小说在18世纪的英国》一书中对小说反映的这种互动娓娓道来。 

    关于小说的兴起,伊恩•瓦特在半个世纪之前已经做了充分的说明,并指出,作为一种表达个人想象和思考的载体,18世纪的英国小说受到当时读者所承担的新的社会风气和道德规则的制约。现实生活中的个人成为这一时期小说的关注对象。这里的“个人”,不再是英雄伟人,而只是家庭、婚姻、社会生活中的一个普通角色。个人的经历——无论是物质世界,还是精神世界——都开始成为小说重点描述的对象。这些“个体”的形象在18世纪的小说中可分为两类:或具有清教徒一般的品质,比如笛福笔下的克鲁索•鲁滨孙这一奋斗者的形象;或丰富情感、德性高尚的新士绅淑女形象,比如理查逊笔下的“帕梅拉”,更不用说赚尽读者眼泪的“克拉丽莎”;尽管还有斯威夫特等作家创造的各种讽刺、滑稽人物,但大体上似乎可以如此划分:在鲁滨孙(还有笛福笔下的“罗克萨娜”)的世界里,主人公的情感世界几乎缺失殆尽;而对帕梅拉来说,保持美德、沉溺于内心的情感冲突,则是其全部内容,即便菲尔丁为反对理查逊创造了“莎梅拉”这个人物,也仍然反映了德性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从18世纪中后期乃至19世纪前期小说的发展史来看,后一种饱含情感的“催泪弹式”小说似乎赢得了更多的市场,而前一种在资本主义积累上升到一定阶段之后,“个人奋斗史”的痕迹却在逐渐减弱。

    在情感主义的发轫初期,小说中充斥着道德情感的争论。这与18世纪中期的新士绅淑女的伦理规范有着密切联系。1740年,塞缪尔•理查逊的小说《帕梅拉,又名“美德有报”》出版,
立刻引起了一场风波。《帕梅拉》以书信体讲述了女主人公帕梅拉——一个能读会写的贴身仆人,如何坚守美德,抵制少东家B先生的诱惑,最终成功嫁给少东家,正所谓“美德有报”。一年后,菲尔丁就发表了《莎梅拉》进行反诘。莎梅拉代替帕梅拉,尽管依旧是仆人身份,却诡计多端、道德败坏,为勾引少东家不择手段。这场道德之争以女性德行为中心,引发了社会对女性品质的关注。坚守德行仍然被视为社会主导的积极取向。“动辄落泪昏厥并喋喋不休谈论内心感受的帕梅拉是集种种敏感多情特征之大成的女性模范。”(《推敲“自我”》,2003,160)小说中的男主人公最终为女性的德行所折服,似乎也暗示了男性对这种价值的认可;另一方面,这其实也暗含着对同情心的肯定,这种同情心常常表现为,强势的男性在弱势的女性的眼泪、哀求中得到升华。这样一种同情心,是否可谓对理性主义的反动?或者是否可以说,是对以男人为代表的理性主义的反动?这是一个尚待回答的问题。

    就理查逊另一部“更多受到当时道德和社会偏见的影响”的小说《克拉丽莎》来说,对德性的极端追求,真正达到极致的审美境界。理查逊将克拉丽莎塑造成中产阶级妇女的道德楷模,但是,她却没有同盟者,“因为她是新个人主义中一切自由和积极的事物、尤其是与清教主义联系在一起的精神独立的英勇的代表。这样,她就必须与一切反对实现新思想的势力——贵族统治、宗法的家庭制度,甚至还包括其发展与清教主义发展紧密相连的经济个人主义进行斗争”。(《小说的兴起》,1992,249)在克拉丽莎与拉夫雷斯的情感对决中,她以巨大的勇气坚守着她的自由和道德。“一方面通过女主义人的虔诚和严格自律体现了对个人感情和情欲的压制;另一方面又与情感主义一脉相通,标举‘心’的重要,讲究同情和感受力,批判拉夫雷斯的‘硬心肠’。”(《推敲“自我”》,208)所以,尽管克拉丽莎压抑自己的情感,但却和拉夫雷斯“私奔”;而当她被拉夫雷斯强暴之后以死标明自己的决绝,后者的情感真正爆发,他才意识到,他们曾经是多么得接近!在彻底摧毁了自己身心中的同情与美好之时,拉夫雷斯惟有在决斗中求死,方能求得自己的解脱。《克拉丽莎》描述的是一个极致的审美世界:拉夫雷斯并非十足的邪恶,克拉丽莎也并非在爱情中“十足的傲慢”,最终在两个鲜活生命的死亡——或许可以视为精神的升华——中幻化为永恒之美。或许,这是一部“极端的个人主义的小说”,但也完全可以视为情感主义的小说。 

    以女性为主角的小说中,泪水与哀愁不可或缺,这在理查逊的小说中得到了最淋漓尽致的表现。及至斯特恩,对弱者、不幸者乃至动物的同情与怜悯,便体现得更为充分。无论男女主人公,听到不幸总会一场痛哭流涕,驱赶苍蝇而不将其杀死,又或者情真意切地哀悼自己的死驴。绅士小姐、贵族平民,无不充满着同情之心,对外界具有强烈的想象力和感受力。而18世纪末,哥特小说的兴起也与丰富的想象力有着密切的关系。奥斯丁小说中的主人公也是一面读着哥特小说,一面沉湎于恋爱场景的幻想。

    某种意义上,情感主义或许与女性地位的提升有着密切的联系。一方面,情感的变幻莫测与女人捉摸不透的情绪节奏合拍,而离愁别绪、多疑善变几乎成为女性的代名词。要取悦读者,必须抓住读者的某种心思。另一方面,就英国来说,在颇具历史含义的“18世纪(1688—1789)”中,文学市场日渐繁荣。闲暇、安定的生活秩序,以及教育在整个社会的渗透,为贵族小姐或地位较高的家庭女仆提供了各类文学作品。同时,更有女性作者,或出于谋生、或出于消遣,或者其他原因,开始投身到文学创造当中。女性的气质渗透到社会之中。弗吉里亚•伍尔芙曾说,“所有的女人都应在阿芙拉•贝恩墓上撒下鲜花,因为是贝恩为她们挣得了说出自己的想法的权利。”及至18世纪末期,女性群体的写作命运更显好转——尽管幅度不大。由于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情感主义的盛行或许可得到部分的解释,但这并不是全部的理由。

    社会转型是其更为深层的因素。在18世纪中期的英国,刚刚兴起的中产阶级与旧贵族的趣味开始合流、甚至“合谋”——中产阶级效仿旧贵族特有的矜持,而日渐没落的贵族不得不与富有的中产阶级合流,关注这一阶层的爱好——二者都试图以鉴赏力来标榜自己优雅的举止和高贵的身份,为其社会地位寻找一种象征符号。于是,同情心最大程度地激发出来。不得不问的是,为何是同情心,而不是其他?一个重要的原因或许在于同情与美德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个具有同情心的人,在同情别人与同情自己的反复较量中达到了合宜性的平衡:过度同情自己更容易显得与社会良知格格不入;当然,对他人的同情,无论怎么都不算为过,于是,“可亲之德”与“可敬之德”成为亚当•斯密笔下的绅士抑或君子的品性。必须承认,在政治和社会层面上,这样一种同情心的提倡对于中产阶级建构自己特有的伦理规范具有积极的作用;就习俗和风气来说,
这种情感无疑是真诚的,它甚至可以看作是对鲁滨孙、罗克萨娜式现代“经济人”的反诘和批判。 

    道德哲学与文学的共同之处,在于人能够以这种同情能力去感受一切。在斯密的《道德情操论》中,很明显的一种理论是:自我对他者的同情,不仅因为可以给他者带来愉悦,而且也因为自己具备同情的能力而感到快乐。体现在18世纪情感主义的小说中,便是这样一番景象:“哭泣者在思想中不仅看见了被关注的事物,更看见了自己的得体的表现,既纵情沉醉于泪水的温柔迷人,又恣意恭维自己当流泪时就流泪的能力。”或者直接是,“我爱哭泣,我喜欢悲苦;让我的心碎吧,那是我的幸福,我的欢娱。”(《推敲“自我”》,319)因为,人天生具有这样一种同情的能力,人的本性能够感受到爱恨美丑,感受到良知的召唤。因为具有这样的能力,才能带来快乐和痛苦的感知。于是,在道德上,人们找到了道德认同的来源;在审美上,人们以同情塑造一种新的趣味和风尚。

    值得注意的是,“情感主义美德是阶级权力再分配中的一种自觉的文化武器,是某些社会群体和个人谋求更高社会地位、争取更大社会影响的方式。”(《推敲“自我”》,317)这就使得情感主义在诞生之初便充满了矛盾、抵牾。在帕梅拉以其坚定的道德品性赢得了她所向往的社会地位的过程中,她很清醒地意识到,德行是自己唯一的财富,是自己征服少东家的唯一武器。这就像奥斯丁小说中的女主人公一样,或许她们既不年轻也无资产,所拥有的只有美德,唯有此,才有可能成为她们通往美满婚姻(其实也是成功社会地位)的护身符。如若唯一的德行都缺失,在道德哲学家的眼中,他/她便失去了跻身优雅一族的机会了。 

    可事实并不如此。缺失德行的人往往也能通过各种途径获得他想要的东西。“如果说帕梅拉是较早并较为典型地代表了正在从事自我提升事业的准‘多情’淑女,那么几乎同步登场的莎梅拉则漫画式地突出了前者的言论和行为中自私和虚伪的成分。”(推敲“自我”,321)与帕梅拉品性完全相反的莎梅拉,竟是情感主义在道德舞台上的相互拆台者。坚守德行在莎梅拉这里受到了莫大的嘲讽。因而,“帕梅拉”对“罗克萨娜”的“反诘”不仅不彻底,甚至有异曲同工之处。难怪谈论伦理学的麦金太尔会说,休谟与斯密所使用的“同情”只是一种哲学上的虚构而已。(《追寻美德》,63)启蒙运动的筹划最终失败,麦金太尔如是说。 

    更为重要的是,这样一个时代常常被看作“理性缺失的时代”,却恰恰是最不缺理性精神的时代。即便情感主义盛行的时期,在此过程中,理性从未消失过,簿记精神将理性主义真正贯彻到底。尽管看起来,情感主义是对笛福式簿记精神以及理性主义机械论的反动,似乎是商业化都市生活情感化的一面,然而,这种反动并不是彻底的、否定式的。精打细算,或者说,利弊权衡的思想无时无刻不渗透在人们的生活之中。只不过,利益的换算方式发生了变化,美德成为一个筹码。帕梅拉“对‘美德’的强调和坚持至少有一半是出于对个人现实福利的关怀”,“她口口声声把谨慎的准则奉为至上,但是实际上又把它作为工具,作为防守和进攻武器”(《推敲“自我”》,141,142),最终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图谋。这种算计不逊于罗克萨娜为了钱财不断计算是做情妇还是结婚那种方式更合算的心机。情感主义的眼泪和哀愁可以暂时忘记理性的判断和计算,却不会忘记每一步的最终目标。理性融入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化为点滴,不见踪迹。正因为诸如谨慎、慈善等德行也开始故作姿态,中产阶级的德行发展到后来便成了矫揉造作和虚与委蛇,同时又被这个阶层所裹挟着不断膨胀。

    在18世纪那样一个商业精神蓬勃发展的年代,物质上的奢华与进步让人们的思想措手不及,即便是那个时代如此强调善感和同情的文人们,都没有清楚地意识到理性和功利已经被这类情感所融化。情感和欲望化为各种追求的动力,可以成为美德的源泉,也可以成为邪恶的托辞。虽然,沙夫茨伯里与哈奇森强调道德感,认为人性有仁爱之心,尽管后者还用数学公式推导出“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一公式,即便这与边沁的功利主义有着极大的相同,但这种利他主义的说教在后世的人们看来缺乏解释力和说服力;继而,亚当•斯密承认自私乃人之天性,但天性中还有同情之心,以之权衡人类激情,终可使人的行为举止达到合宜。此“合宜”如何而来?它同样是判断和思考的最终结果。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耍了一个非常狡黠的手段,他通篇不提“理性”一词,却处处提醒人们何种场合何种行为才算合宜。较之休谟大胆地宣称“理性是,而且应该是激情的奴隶”引起一片哗然的措辞,斯密可谓省去了不少麻烦。毕竟,斯密的希望寄托在具有同情心的“伟大的立法者”身上,而不是去单纯的哲学论证。 如若亚当•斯密以同情为基础、以合宜为平衡原则的“道德情感论”为英国人清楚地了解并接受,或许就不会斯密之后一个世纪《道德情感论》消失得无影无踪的事情了。但19世纪并不是泯灭了人的情感或激情,相反,却是更大程度地放纵了人的某一部分情感和欲望——这一部分情感和欲望(passions)却失去了斯密所说的“合宜”的平衡点。19世纪以降,人类激发出来的情感变成了斯密激烈批评的荷兰医生伯纳德•孟德维尔口中的欲望。“如果你想使一个人类社会变得强大,你就必须触发他们的激情。分配土地……对土地的占有会使人们变得贪婪:用激情把他们从懒惰中唤醒,骄傲会驱使他们认真工作,教会他们贸易和手艺,这样,你就会在他们中培养出妒忌和竞赛……那么,就会促进航海,爱护商人,鼓励各行业的贸易活动;这将带来富裕,而且无论他们走到哪里,艺术和科学不久就会随之而至。”(《蜜蜂的寓言》)欲望推动了利益的发展,却极有可能将人类情感中美好的另一面完全葬送掉,社会便真的成了一个尔虞我诈的“蜂窝”。而对美德的坚守,也变成了最后一道防线。奥斯丁小说中的女主人公或许并没有想象中的可爱,但如果一个人连德行都失去了,恐怕就只能像粗野而毫无教养的班奈特夫人(《傲慢与偏见》)一样庸俗不堪了。

    人类的明智之处在于他还能不断地反省,以自己的情感和判断力不断反思过往的历史。如果情感主义走向“虚伪”的一面,人类又怎能纵容它不断恶化?对美德的追寻是人类不止的脚步。斯密所构建的那种真诚的“道德情感”总还能从人们的心中激发出来。毕竟,人类的镜像神经元系统已开始证明人类同情的能力。

黄梅 著:《推敲“自我”:小说在18世纪的英国》,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5月,25.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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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捷:论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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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义是社会制度的第一美德,正如真理是思想的第一美德一样。今年9月,两位哈佛大学著名学者各自出版一本关于“正义”的著作,作为对已故哲学家、同为哈佛教授的罗尔斯《正义论》的回应和发展。一为经济学教授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另一为哲学教授桑德尔(M. Sandel),亦是所谓“社群主义”、“公民共和主义”的领军人物。森的新书名为《正义观》(The Idea of Justice),桑德尔的书索性就叫《正义》(Justice)。

    可以说,西方学界延续了几十年的“正义研究”热潮再次掀起一个高峰。当年罗尔斯《正义论》出版之后,哈贝马斯赞叹说,“《正义论》是一部具有‘轴心转折’意义的巨著,她不仅恢复了道德哲学的知识尊严,而且也开创并证明了一种崭新的规范伦理学类型——现代民主社会的自由正义之制度伦理学。”

    既然被当作典范,《正义论》就必须经受从理论到实践、从哲学到法学、从左翼到右翼、从预设前提到论证过程等各个方向射来的冷箭。可以说,经过这几十年的理论拷问和实践检验,《正义论》的很多结论都受到了质疑。罗尔斯批评直觉主义,但他的理论亦包含了直觉主义;罗尔斯反对功利主义,而《正义论》却是一种变形的功利主义;罗尔斯希望遵循《正义论》制度设计能减少战争,可全球冲突不断升级。

    罗尔斯的晚年,“正义”姿态已有变化。他先后出版的《政治自由主义》和《万民法》,被很多学者认为在原有的立场上后撤。但也有人认为,罗尔斯的晚年著作更直接地面对残酷现实,放弃原来抽象的理论进路,表明自己算不得不偏不倚的立场,实在是以退为进的策略。不管怎样,这几十年学界关于“正义”以及“公平”、“权利”、“美德”等话题的政治哲学讨论,还是离不开罗尔斯和《正义论》。

     “正义”不是政治哲学家的专利。经济学家研究“正义”问题已有很多年传统,大略可分为两派。有一派从左翼切入,发挥了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自诩为“分析马克思主义者”,代表人物有罗默、埃尔斯特、普沃斯基等。这些人都是美国六十年代左翼运动中最活跃的年轻学生,对马克思主义抱有狂热信念,从无动摇。据说当年苏联解体的消息公布,罗默看着电视潸然泪下。

    罗默认为“正义”的核心问题是“分配正义”,将社会资源最适当地进行分配,即是首要正义。但社会资源又当如何分配,通过怎样手段来分配?我们都知道,绝对的平均分配反倒是最不公的。因为不同人的身体、智慧、才能都不同,强制性的平均分配会导致极权主义的罪恶。

    根据不同情境,罗默将人生的福利状况由低至高分为四个阶段,主张在不同阶段采用不同的分配方案。第一阶段是“生存”。“生存”阶段必然存在剥削,就应当采用绝对公平的分配手段。人民的生活水平上升至“温饱”阶段,这时就可以采用功利主义的分配手段,即劫富济贫。政策制定者只要保证从富人那里取走财富造成的难过,与穷人增加财富获得的快乐相当,对于整个社会就是有利的。

    再进一步,人民达到“小康”阶段,可以自由选择教育、投资乃至闲暇的时候,
分配政策又有变化。这时的政策制定者要重视人们的分阶段偏好,重视人们选择自由,从而维护偏好的改变。从这个阶段开始,自由有时就比公平更重要。而最后一个阶段,就是人们追求“自我实现”的阶段。这时政策制定者一定要尊重罗尔斯的“差异原则”,即允许人们通过充分发挥个人才能,来获取比他人更多的社会财富。

    除了“分析马克思主义者”这一派以外,还有一派经济学家坚持以“功利主义”来研究“正义”问题,以诺贝尔奖得主海萨尼为代表。“功利主义”这个词,英文是Utilitarianism,本是中性词,但在汉语语境中被大大地污名化。亦有人倡议,不妨以“效用主义”的称呼来取代“功利主义”,因为Utilitarianism与Utility本为一个词根所引发。但笔者认为,通过大力阐发功利主义的深层哲学含义,亦可以为其正名。

    海萨尼几乎与罗尔斯同时提出“无知之幕”的概念,同样认为正义问题应该从一个最弱的思维起点、也就是无知之幕开始研究。真正的正义规则,应该保证任何一个人无论生于何处、无论是男是女、无论擅长何种劳动技能,都能被这个社会公平对待。但一个人若是真的处于无知之幕背后,他会如何决策和判断?主张“最大多数人的最多幸福”的功利主义,大概是研究这个问题的最佳工具。

    海萨尼的逻辑是这样的。由于不知道未来的位置,个人会同等地对待社会中每个位置,认为他得到每个位置的概率相等。因此,他的目标是最大化由所有可能的位置所产生的期望效用,也即社会中所有位置的平均效用。在人数固定的情况下,这种方法正相当于最大化所有社会成员的效用之和。

    阿马蒂亚·森却对这两种研究路径都保持警惕。早在80年代,他曾与剑桥的政治哲学大师伯纳德·威廉姆斯合编了一本名为《超越功利主义》的文集,汇集了包含罗尔斯、海萨尼等诸多大家的论文。整本文集中,除了海萨尼以外,支持功利主义的学者并不多。而森自己的编者导言也显得很暧昧,虽然同为经济学家,他并不完全支持海萨尼和功利主义。

    森在70年代就发表过一篇极有影响的论文,“何种平等”。他在文章里表示,自己一直关注三种特定形式的平等,分别是第一种,功利主义平等;第二种,总效用的平等;第三种,罗尔斯式平等。他论证认为,这三种平等都有严重的局限性,当它们以截然不同并且形成对照的方式失效时,即使把这三种平等的依据结合在一起,也不可能构造出一个适当的理论。

    他的审慎倒与社群主义者麦金泰尔如出一辙。麦金泰尔曾有一部名著《谁之正义,何种理性》,批评《正义论》,认为阿拉伯有阿拉伯的正义,南美人有南美人的正义。谈论正义千万不能抽象掉它的观念历史和具体语境。

    可以肯定森并不愿意像麦金泰尔那样回到传统语境,搬出亚里士多德或者阿奎那的话语来反驳罗尔斯。那是另一套话语叙述,并不伤及罗尔斯的论证本身。森仍然从罗尔斯的前提出发,运用类似罗尔斯的工具来分析,只是指出一点:罗尔斯没有意识到,不同人对同一种制度的认识是不同的。不用搬出阿拉伯人或者南美人,即便是受过良好教育的欧洲男性白人,对正义也有不同看法。

而且,目前我们这个复杂社会里,正义问题早就不仅仅是“分配正义”的问题了,“分配正义”只有假设环境安定才有意义。随着全球冲突的加剧,正义必须回应战争问题。从古希腊开始,“正义”就一直包含了“报复正义”是维度:只要目的正义,手段即便涉及暴力也在所不惜。可是这方面的观念分歧往往更大。

    不妨以较近的美国“进入”伊拉克的这场战争为例,看一下国际社会和学界常见的论证和辩护手段。第一种论证,认为“进入”非正义,因为一切正义战争都要得到全球多数国家的同意,而美国却违拗了联合国决议;第二种论证,强调要关注不对称的信息,即“伊拉克究竟有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是决定战争正义与否的关键;第三种论证,认为实现正义的关键是民主。发动战争应该更全面征求民意,公布相关信息,让老百姓进行评估,而布什政府显然没有做到这一点;第四种论证,不去管战争的原因,只看后果。这场战争真的为中东以及世界带来和平,减少了暴力和恐怖主义吗?

    这四种论证当然都有其合理性。因为是一个复杂问题,所以肯定还有更多类型的理性论证。然而这些论证都有问题,因为它们都想把一种绝对逻辑套用到具体事件上,从而得出绝对的结论。很少有理论会超越这个层面,从思考别人对这个正义问题的不同理解入手,提出更高的分析。而这正是森试图在《正义观》中完成的工作。

    森的信念是,这个世界的冲突、暴力、饥饿等问题几乎不可调和,所以我们不仅需要实现正义的制度,还要重视对正义的不同认识。一切政治斗争、经济博弈,说到底真的就是观念之争论。我们若是没有耐心倾听别人诚恳叙述的话,也就丧失了统一观念的基础。

    所以森认为,罗尔斯的《正义论》只是采取一种超验的制度主义路径,有经院主义倾向,试图抽象掉具体语境,探究一种普遍适用的正义规则,这种路径注定要失败。真正有前途的研究,应该基于现实的比较。个人偏好也罢,社会后果也罢,在一定约束条件下都能拿来比较。正义的决策方案应该是一系列比较的产物。作为现实推理基础的正义论,应当包括判断方法和实现手段,要能指导我们如何减少不正义、如何推动正义,而不只是关注完美、公正社会的特征。

    虽然桑德尔的研究手段与森大相径庭,两人的思路却颇有相同之处。桑德尔是罗尔斯的弟子,多年来一直在哈佛开一门名为“正义”的讨论课,是哈佛最有影响的课程。课程甚至被录成视频,置于网上,供全世界的学生一起来学习和讨论。

    桑德尔的成名作是八十年代初出版的《自由主义与正义的局限》,书中对《正义论》提出了严厉批评。桑德尔指出,《正义论》背后的行为主体是一个“无牵无挂的自我”,这个自我没有历史包袱,也没有社会联系。可是无牵无挂的自我,实际上是一种毫无内容的东西,根本不现实。而无知之幕这个概念同样令人怀疑。人一开始就不是绝对透明的存在。与之相反,部分人格必然会由与他人分享的历史所充实。每个人也是在与他人的交往和互动中逐步认识自我。所以谈论无知之幕背后无牵无挂的自我,恐怕大有问题。

    桑德尔和森一样深知价值冲突的复杂程度,但他恐怕比森更为悲观,不相信类似功利主义的单纯分析工具可以作为我们的道德指引。在他二十多年的讲课经验中,听过学生的各式道德辩论,一切理论都经不起反诘。所以在这本《正义》里,他干脆抛弃抽象理论分析,用一个个真实的例子,引导我们思索正义的解决方案。

不妨用一个桑德尔讲过的真实故事来结束这篇文章。2005年,美国特种部队“海豹突击队”在阿富汗执行任务。一支四人小分队在执行搜剿任务时,路遇三位没有武装亦没有表现出敌意的牧羊人。如果你是队长墨菲(Michael Murphy),你会如何选择,杀了这几个牧羊人,还是放了他们?

    墨菲作出选择,放过了牧羊人。小分队随后遭到伏击,包括墨菲在内的三名美军士兵丧命,一人幸存,告诉了我们这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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